2021年3月30日19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雷聞教授應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的邀請，在ZOOM視頻會議室帶來了題爲“唐代高道鄧紫陽與北帝法、北帝派的關係新探”的綫上學術講座。此次講座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思躍系列講座之一，由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呂鵬志教授主持。百餘位來自海內外多所大學、科研機構的師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出席參與了講座。
雷聞教授以葛兆光先生的一條關於唐代道教世家的注釋引出了本次講座的研究對象——唐代麻姑山鄧氏家族。他首先介紹了學界對此問題的前期研究，自劉咸炘先生以來，學術界多以鄧紫陽為北帝派的開創者，只有少數學者認為北帝經典、北帝法的形成時間早於北帝派。從史料批判的角度考察相關基礎文獻，不難看出北帝派的傳法譜系實為後世建構。結合傳世文獻和新出土的碑誌、墓誌等考古材料，可勾勒出這一唐代道教世家的發展概貌，揭示其傳法譜系的建構過程與非歷史性。
隨後，雷教授對李邕《唐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顏真卿《麻姑仙壇記》、鄭畋《唐故上都龍興觀三洞經籙賜紫法師鄧先生（延康）墓誌銘》、三方新出土的唐代道士墓誌（韓孝恭、王虛明、郭元德）、徐鍇《茅山道門威儀鄧先生（啟霞）碑》、趙道一《歷史真仙體道通鑑》卷三二“鄧紫陽”條及明清三種《麻姑山志》等與鄧氏相關史料作了分析介紹。他指出，在使用這些史料時，必須對其加以考辨和分析，不能一味地相信而盲目使用。
雷聞教授考證了麻姑山是因鄧紫陽的宗教活動才提升其在唐代世俗社會中地位，鄧氏家族也是從鄧紫陽開始發跡的。通過對鄧紫陽、鄧德誠、鄧延康三代道士生平事跡的考察，雷教授發現，鄧紫陽確立了撫州南城縣麻姑山的地位，吸引了士人的注意，以鄧氏爲中心的麻姑山道團獲得了國家的認可，但鄧紫陽的影響仍遜於司馬承禎、吳筠、李含光等上清宗師或以法術著稱的葉法善、張果、羅公遠、申泰芝等人；鄧紫陽之侄鄧德誠雖承其道法，但中唐時期麻姑山鄧氏道團在當地發展過程中最活躍的是鄧紫陽的弟子譚仙巖；而真正使麻姑山鄧氏重新崛起並名揚天下的是鄧德誠的從子鄧延康，他不僅重新樹立了李邕所撰《東京福唐觀鄧天師碣》，還整理了其家族歷史，編成《鄧延康墓誌》中所提到的《家紀》，將“麻姑仙師”的影響從江南擴展到中原。據《鄧延康墓誌》記載，鄧延康深受文、武、宣宗三朝皇帝的敬重，曾擔任武宗受籙時的監度師，是中晚唐一位非常重要的道教傳法大師。在此之後，麻姑山鄧氏再無傑出人物出現，另一位被認為與鄧紫陽有關的晚唐著名道士鄧啟霞，其與鄧氏為攀附關係的可能性更大。同時，《墓誌》中對於鄧延康子嗣傳承的記載反應了唐代道士對家世信仰的強調和重視。雷教授分析道，南北朝至唐代道教宮觀和出家制度處於形成和發展時期，因此其未得到嚴格執行。
接著，雷聞教授梳理了麻姑山鄧氏與所謂“北帝派”的傳法譜系。在道教發展史上，不止出現過一位“北帝”，後世所說的北帝為號稱“鬼帝”的酆都北帝，在南北朝末到隋唐時期，其地位提高並先後與北辰和早期靈寶經中的紫微帝君融合，至北宋時成為地位尊崇的北極紫微大帝。早在上清派創建之際中，北帝信仰就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並有相關道書和道法的留存。據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蕭登福等學者的研究，晚唐五代時，北帝道法（特別是天蓬咒）在四川及江南地區頗為流行。最早正面描述北帝派的文獻是北宋孫夷中的《三洞修道儀》，稱此派道士為“上清北帝太玄弟子”，屬上清別派。而將鄧紫陽與北帝派聯繫起來的記載則首見於北宋政和六年（1116）元妙宗的《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故“北帝法”確實源遠流長，而“北帝派”絕非傳承有序，與麻姑山或鄧氏教團相關的唐代史料中完全看不出麻姑山鄧氏與北帝派或相關信仰的直接聯繫。惟《鄧延康墓誌》追記鄧紫陽事跡提及的“下元術”或與《三洞修道儀》提到的“北帝雷公法”有某種關聯。宋代以後建構北帝派時攀附鄧氏道團，可能是由於其道法兼具上清、正一兩派特色。北帝派譜系中的重要道士不僅有鄧氏，還有茅山宗師黃洞元、白日飛升的瞿童、黃洞元弟子何元通、何元通弟子鄧啟霞等人，而這些人與鄧紫陽之間的傳承關係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事實上都不能成立。雷教授總結道，“道派”不等於“道法”，將二者進行必要的區分，有助於我們釐清北帝法與麻姑山鄧氏道團之間的關係。
最後，雷聞教授同大家分享了自己對石刻史料利用與研究的反思。在追求新材料的同時，仍要充分重視傳統金石學的清理，相當多的材料沒有得到充分研究利用，仍是一種“新材料”；雖然墓誌很重要，但不能忽視較大的碑文，其中蘊含的歷史信息更為豐富；要重視碑刻文本性與物質性的統一。
主持人呂鵬志教授高度肯定了雷聞教授的精彩研究，鄧紫陽並非北帝派創始人這一創見對唐宋道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正如呂教授在講座開始前對雷聞教授的介紹所說，雷教授同法國漢學大師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一樣，非常善於運用碑刻、史書等多種不同史料，在此次講座中，雷教授使用大量教內外資料互相比較印證，通過對麻姑山鄧氏教團這一個案的研究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研究能力。呂教授接著就講座內容作了兩點分享，一是研究道教時要將教內文獻與教外文獻相結合，充分利用碑刻、正史和藏內文獻等多種資料。二是呂教授在江西省修水縣田野調查中發現了大批正一籙，其中就有實為北帝籙的伏魔籙，且有與其相配的經典。明《道藏》中保存有《太上北帝伏魔神咒妙經》十卷本、《太上北極伏魔神咒殺鬼籙》等道書，均體現出北帝法對後世道教的影響。呂教授進一步指出，進行研究時，要從不同角度挖掘史料，並要全面充分地利用，正如四川大學張勛燎教授提出文獻、考古、民俗（田野）資料互相比較、印證和解釋。呂教授在講座之後參與翌日“道教儀式”線上課程討論時還補充說明，此次講座也能幫助同學們更好地理解課程第六講“五世紀以降道教法次的逐步形成與晉唐五代道教儀式的發展趨向”中涉及到的“洞淵”、“昇玄”、“北帝”等新法位的形成和出現。
在講座討論環節，呂鵬志教授同雷聞教授交流了對玄宗為鄧紫陽所賦詩中的“三醮”以及鄧延康《墓誌》中提到的“玄元、張、寇之道”的理解。不同於《江西道教史》中將“張寇”釋為“張魯曾與曹魏為敵”的觀點，雷教授認為“玄元”應指太上老君，“張”為張天師，“寇”為寇謙之；呂教授補充“三醮”或爲三元齋醮，在齋末設醮來酬謝參與儀式的神靈，有上元醮、中元醮和下元醮。上海社會科學院白照傑老師補充道，在其待刊論文中也曾考察過黃洞元、瞿童和北帝派的關係，得出的結果與雷聞老師一致，為後人攀龍附鳳之說，並不存在傳承關係。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趙川老師向雷教授提出“麻姑山是否還存在早期道教碑刻和道士墓等相關考古資料”的問題，雷教授答道，麻姑山現存道觀是後來建成的，但若就山下深潭展開考古發掘工作，也許會收穫許多投龍簡之類的道教考古資料。雷教授接著詳細解答了會議室裡多位師友的問題，如使用碑刻、墓誌等材料需要特殊注意的問題，北帝法與北帝派的區別和聯繫，哪些地區曾受北帝派影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