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纪要：“ Social and Ritual Networks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y Jacopo Scarin
2021年11月25日20時20分至21時20分，威尼斯大學兼任教授甘雪松（Jacopo Scarin）老師在ZOOM會議室分享了他提交“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 “ Social and Ritual Networks in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17至18世紀中國東南的社會和儀式網絡》）。本場會議的主持人和評議人是法國高等研究學院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教授。
甘老師首先回顧了本文的學術脈絡。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學界研究了明清時期不同道教教團之間以及道士個人之間的社會和制度上的聯繫。這些研究成果更清晰地勾勒了道教近代史的圖景。因爲文化是一種社會產物， 而宗教也與文化有關，所以對社會聯繫和社會動態的探索能加深我們對道教歷史的理解。 甘老師進而提出“教義立場（doctrinal positions）”、“儀式實踐（ritual practices）”和“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三個不同的角度，每個角度都值得研究者措意。
接下來甘老師介紹了論文的結構。總的來說，甘老師研究的旨趣是嘗試整合社會層面和禮儀層面的研究，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兩者。甘老師長期關注道教社交網絡，本次報告便以這方面的研究作為工具，來討論清代道教精英背景下的儀式傳承。甘老師特別關注 17 世紀至 19 世紀初在江浙地區（這里特指蘇南和浙北）活動的龍門派道士所接受的儀式訓練。 具體的地點包括三個主要的城市中心，即今天的蘇州、湖州和杭州。 這些曾經是文人輩出的富裕地區，也存在一些非常顯赫的家族，其中一些家族不僅與中央政府，也與地方、地區權力和宗教機構有聯繫。會議論文使用的材料主要有以下數種：其一是清代著名內丹家閔一得（1758–1836）的《金蓋心燈》。在其中包含的傳記中，言及與閔一得在世所交遊道士的有關情況。閔一得所編《古書隱樓藏書》也是重要資料。甘老師特別指出，該書的副文本（paratext）中包含了大量珍貴的信息，藉此可以了解該書的編撰過程，從而探究書中儀式的傳承。其二是地方志和宮觀志，包括《金鼓洞志》《玄妙觀志》等。
在報告主體部分，甘老師首先介紹了什麼是龍門派，它與全真派的關係為何？從歷史淵源來說，全真道重視個體修真和禁慾苦行，但不反對儀式實踐。江浙地區的龍門道士也確實舉行了各種儀式，有大量紀錄表明，龍門道士祈福吉祥、驅魔和治療疾病。當地對他們舉行儀式的功效贊不絕口。 甘老師引用了《金蓋心燈》《金蓋山志》中對儀式實踐和儀式傳承的相關記載，如“（沈一炳）繼往松江從周法師得諸大法秘宗”，“（沈一炳）幼年好道，嘗得法籙於文昌閣”，“（周梯霞）初事符籙爲餘杭道紀司有年，禱雨祈晴，靡不響應”，以及“（費丹心）輕雲律師弟子……歸清微派，爲射村開化院元裔。”
那麼，龍門道士如何習得這些儀式？他們舉行的典型儀式類型又是什麼？甘老師重點分析了施道淵 (1616-1678)、呂守璞 (?-1710)、徐嶐巖(fl. 1713-1745)三位道士的生平。施道淵曾從王常月受戒，在穹窿山創宗建派，時人稱其“精於法”。按《金蓋心燈》施後來“改皈正一真人府派”，是明清之際蘇州一帶最有名的道士之一。雖然這種信息沒有歷史可靠性，但是還是說明當時的道士認為同時皈依龍門和正一的道士是存在的。呂守璞之父呂毖(1610-1664)是當時著名“清微”派道士，名“赤隱子”。呂毖於清初在蘇州一帶活動，1651年起居蘇州的清真觀，師從周雲岫，最終成為了一位法師，舉行過祈雨驅魔等醮禮。所以呂守璞雖屬龍門派，事實上卻是一名正一道士之子。這個血緣關係也正是呂守璞儀式知識的重要來源。從《金蓋心燈》《金蓋山志》等資料來看，徐嶐巖原籍山東，也是一位熟練的儀式專家，“禱雨祈晴，無不立應”，還將斗法傳給蔣雨蒼、陳樵雲等其他道士。《金蓋山志》更明確記載，蔣曾是居住在金蓋山並與其他道士交往的正一道士。這些證據表明，龍門道士的傳承是複雜的，既有正一，也有全真的淵源。另外，儀式專家的職業生涯涉及人際關係的重要方面。不僅要有學習環境，以獲得一些必要的技能，而且還需要與老師有聯繫，使其願意分享給學生所需的技能。
下一部分，甘老師證明儀式實踐和傳承的儀式程序是一個完善的道教機構網絡的一部分，這些機構將江浙地區、龍虎山和首都聯繫在一起。甘老師分析了清朝蘇州和杭州地方志中所載 55 種道士傳記，發現其中有40% 的人因施行雷法儀式而有明文記載，有24% 與龍虎山天師道或京城有關係，可以看出地區道教菁英與中國社會的密切聯繫。甘老師再以施道淵為例，舉出其所受儀式訓練來自正一派，如1664年在蘇州玄妙觀舉行的黃籙大齋。除此之外，還有如“五通”之類的地方儀式活動。施道淵也在蘇州當地正一派道教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675年，他主持重建了蘇州的老君堂，而此堂從1678年 便由全真道士管理。甘老師接著以婁近垣(1689-1776)為例，說明蘇州地方道士與宮廷的密切關係。最後，甘老師強調，施、婁二位道士的情況表明不僅學法模式決定社會聯繫，社會聯繫也是一種獲取學法模式（learning structures）以及文化、政治資本的前提。
高教授認為，甘老師的講演非常有價值。用敘述性材料來研究清代江南地區的道教歷史，也可以說是儀式的社會史。誰做儀式？哪裡做？為誰做？這些問題很關鍵，地方史料便可以告訴我們這些珍貴的信息。編這些方志的文人也對儀式熟悉，甚至了解這些儀式邏輯。一般認為清代是道教衰落的時期，可能不是這樣。而且一般認為全真、正一對立，甘老師也進行了重新討論。可以明顯看到，二者不是全然分離的傳統，而是互相融合，大同小異。高教授提了三個問題：在龍門派身份成立之前，有一些傳統已經存在了。那麼金鼓洞與金蓋山有無關係？學法的模式，可以父子、師徒相傳，還有以“壇”為名的組織吸引文人前來學法，那麼傳法模式之間有沒有互動？治病、煉度等儀式是個體人活動（solo practice）。個人內修的儀式，與集體外化儀式之間，有沒有派別傳統的分別？有無聯繫？
甘老師回應道，在研究中已注意到不同的儀式來源，金鼓洞並沒有強調某種特定的儀式類型。觀裡有醮壇，但是沒有出現在《金鼓洞志》中。史料缺乏，不能斷言這種聯繫是否存在。他也同意存在不同的傳授模式。但同樣由於史料不足，尤其是儀式方面的材料闕如，所以不能進一步說明這些模式間的互動。關於第三個問題，也是如此，只能在以後的研究中繼續留意。
西南交通大學呂鵬志教授在高度肯定甘老師論文的同時，指出文中還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文中提到龍門道士向正一派道士學習了與斗姥有關的“紫光梵斗法”，但不知“紫光梵斗”何義。根據陶金發表於《中國道教》2012第2期的論文《蘇州、上海〈吿斗科儀〉中“啟師”節次初探：道教與密教,江南與北京》， 紫光法派是北宋神霄派的一支，現存蘇州《亡誥斗》科儀啟師文中列有“祖師阿迦利大法師、祖師一行禪師”等明顯具有佛教稱謂的紫光法派祖師。北宋末修持密教的紫光法派（代表人物西蜀上官真人是道教神霄派祖師王文卿的外甥）最早將密教女神摩利支天改造為“梵氣法主斗母紫光天后摩利支天大聖”，並將其與道教神霄派的雷法融合而創造了斗母（姥）法。二是論文未指出，全真向正一學法的時代肯定早於清代，在南宋金元時期一直存在。甘老師感謝呂老師的提示，至此報告順利結束。
供稿：吳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