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分組討論紀要：
蔣馥蓁《從文檢集雅宜集>管窺高道陳復慧（1735-1802）的奉道軌跡》
2021年10月21日21時20分，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蔣馥蓁博士在“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論文《從文檢集雅宜集>管窺高道陳復慧（1735-1802）的奉道軌跡》。本場會議主持人為西南交通大學向仲敏教授，評議人為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歐福克（Volker Olles）教授。
蔣馥蓁博士先說明了論文選題的背景和意義。陳復慧是有清一代知名高道，在科儀法事上具有很高成就。然而一般對於他的生平以及《廣成儀制》編纂缺乏相關背景，無論是教內或學界對他的了解都相當有限亦缺乏連貫，且相關資料鬆散不足，这導致外界無法形成一個清晰的脈絡以展示高道陳復慧的奉道軌跡。因此蔣馥蓁博士以幾個重要的教內資料為主，並整理其中有可稽時代的事件，不僅希望建立一個陳氏生命史的時間軸，補充地方道教史，還希望藉此更進一步加深對《廣成儀制》的了解。接著蔣馥蓁博士表示彙報會分為三部分進行：主要資料介紹以及如何建立一個連貫的陳復慧生平；文檢中可窺的陳復慧活動交遊情形及疑點討論；論文總結與展望。
蔣博士介紹了所用資料和陳復慧生平的建立。在這部分，蔣馥蓁博士先簡要介绍了高道陳復慧。陳復慧本名寬仁，字仲遠，道名復慧，新津縣江家沱人(今新津區武陽鎮)，生於雍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推: 1735/01/18)，嘉慶七年(1802)羽化登真。教外通常稱其為“雲峰羽客”、“青城(山)道士”，教內敕封他為“蘭臺亞史少微妙範和光敏悟陳大真人”。他校輯了清代道教科儀巨著《廣成儀制》 ，創作了《雅宜集》、《連珠集》(不存)。緊接著蔣博士介紹了論文使用的主要資料。對陳復慧生平時序框架的建立主要依靠《廣成儀制目錄· 原序》，該書於光緒丁未年(三十三，1907) 在二仙菴刻版，其中建立了陳復慧生命史的部分時間軸，如“著文制錄連珠雅宜二集，廣成儀制齋醮科本。裕國裕民無不應驗，並符篆箋表申章詞牒不下二三百集，刊板者尚少，騰寫者尤多，蓋其間之苦心，擢髮難窮”(《廣成儀制》原序1b)， 然而多數事蹟都還是孤證。此外，以《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作為旁證，這是由清代早期道士陳清覺所收弟子編纂的丹臺碧洞宗支譜。該書首輯時間不詳，於光緒二十四(1898)年重輯，其中建立了陳復慧全真一系的師徒傳承，確立了陳復慧具有全真龍門丹臺碧洞宗道士的身分。如“陳復慧。住持溫江盤龍寺，註有雅宜集行世。”(《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頁碼不詳。) 可惜與大多數支譜相同，該書收錄並不完整。行持科儀方面的資料則來自《雅宜集》，全稱《玄宗通事雅宜集》，其卷頭註明“武陽雲峰羽客陳復慧仲遠氏著唯一傳世的文檢集”。蔣馥蓁博士推測該書首次付梓時間為清乾隆四十四-四十五年(1779-1780)，在內容方面，全集共四卷，為“靈”、“機”、“暢”、 “達”，四個分名表現出陳復慧對文檢功能的期許。各卷包含序記與榜意、表疏、雜文與事文、敘聯等內容，共計文書 158通，敘聯及匾30 類。可惜作為文集，其對年代和地點的標註不詳，且多僅收單通又缺乏連貫性，不足以支撐單獨事件的研究。除教內文獻外，蔣馥蓁博士還介紹了教外方志有關陳復慧的記載。如“陳復慧，龍蟠寺羽客，左目重瞳，博學。金川凱旋，蜀制軍文公移師駐灌，超度亡兵，聞慧名，召令依科修建，復慧作疏表俱駢體，有六朝風格，制軍器重之，壇畢欲攜復慧歸署，力辭，後厭煩囂，築別業閉門杜客，著廣成儀制諸書數十卷。”(《嘉慶．溫江縣志》卷29仙釋1b-2a ) ，以及“陳仲遠青城道士也，淹博能文，校正《廣成儀制》數十種，清乾隆間，邑人患疫，仲遠為建水陸齋醮，會川督巡境臨灌，聞於朝，敕賜南台真人，別號雲峯羽客，著有《雅宜集》。新采。”（民國《灌縣志》卷十二，人士傳下，35b) 根據以上教內和教外資料，蔣馥蓁博士整理陳復慧的生平年譜如下。大致可分為雲遊參師、為高功作科本、任主持作科儀三個階段，其中需要特別注意幾個時間節點：陳復慧七歲時於漢州老君觀出家，二十歲因師歿離去，曾在溫江文武宮雲遊，三十五歲首次擔任高功，四十歲住持溫江盤龍寺，四十四歳張銑為《雅宜集》作序(疑隔年出版)，六十九歲歿，葬於寺側。
蔣博士在深入挖掘文檢和《廣成儀制》時，發現了一些從文檢中可窺的陳復慧活動、交遊情形。蔣博士列出了文檢中陳復慧於各時各地留下的文檢（如下圖），其中於灌縣武廟留下最多文檢，有23通，而支譜中所見57間全真道廟，僅有極少者與陳復慧有互動。蔣博士認為陳復慧作為全真弟子，具有多個正一傳承，並有多位正一弟子（人數或多於其全真弟子）。且陳復慧主持盤龍寺近三十年，期間它的活動、交際對象，可能也越來越向正一的道士與信眾靠近。這一點可以從幾個方面看出端倪。首先，從《雅宜集》的內容看，最直接的證明是在刻版中所列的嗣派徒/門人、嗣教孫等都非全真道士（未列名於支譜），可能想見當時支持、贊助陳氏完成編修與出版的弟子們，多屬於正一。此外，陳復慧（本人或受重視的弟子）以行壇身分接受、執行科儀法事的情況相當多，如《雅宜集》“行壇繪像募序”。其次，陳復慧亡故後不久，它的全真弟子田本萬再傳徐合盛，而徐合盛離開盤龍寺，回了老君觀依附師祖，始終維持全真身分。此後盤龍寺改為正一一脈，後來被視為正一“廣成壇”的祖庭，直到民國時期還有每年群聚謁祖的傳統。最後是“復慧”與“仲遠”這兩個名字的使用情況，陳復慧在《雅宜集》中以他的全真道名“陳復慧”自署，而在《廣成儀制》以“陳仲遠”自署，這體現了他在“以儀式濟世度人”過程中逐漸向正一靠攏的傾向。蔣博士指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線索，將來會更細膩地研究和甄別相關部分。
最後蔣博士對論文進行了總結，並提出了研究展望。從構建陳復慧生平的角度看，二十歲和四十歲這兩個時間節點非常重要。通過還原陳復慧的生平時間軸，不僅可以豐富和加深對陳復慧的認識，還可以深入了解川內道教尤其是全真教的發展情況。蔣博士希望從對廣成科本、文檢集內容的對比，找出彼此在時間和科目上可能有的先後、共伴關係，進一步設想這三百多科的鋪排原則，並藉由文本比較，往宋明道法、外省移民傳統上溯。最終完成對科本開放式流通實踐模式的探索，實現與道教科儀節次構成的對話和溝通。同時蔣博士也提到了研究進行中遇到的阻礙和限制，比如可稽史料太少，文章中提出的觀點有重要性和代表性，但還不夠全面。
彙報之後，歐福克教授進行了評議。歐福克教授高度評價了這篇文章。一直以來，雖然陳復慧被廣成壇和法言壇同奉，在四川道教具有很高地位，但由於缺乏資料和記載，外界對陳復慧的了解並不全面。蔣博士的論文總體展示了陳復慧的人物生平和奉道軌跡，因此歐福克教授認為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此外，歐福克教授提到蔣博士論文所使用的材料，包括《廣成儀制》、《龍門正宗碧洞堂上支譜》、《雅宜集》、嘉慶《溫江縣志》、民國《灌縣志》等教內文獻和地方史料，雖然存在不完整、不連貫的缺陷，但具有一定的精準性和可靠性。
隨後歐教授針對論文提出了四方面問題。首先是關於陳復慧被敕封“蘭臺亞史少微妙範和光敏悟陳大真人”的問題，歐教授疑惑此事是否確為教內杜撰。蔣博士回應道，根據現有資料，比如一些地方史料，只能看出陳復慧有得到官府的信任和榮寵，並不是教眾的一廂情願，但不能直接證實敕封一事。同時教外的資料並不一定可靠，兼之沒有教外的明證，因此蔣博士猜想應該是教內的杜撰。歐福克教授指出，清代官府對真人行敕封的事非常少，且一般不敕封活人，深入研究這個問題需要查閱《清實錄》等史料。
其次是有關全真道和正一道在城區影響力的問題。蔣博士在論文中提到，在越靠近城市的地區，全真影響力越大。歐教授指出，此處是否注意到陳復慧的行動軌跡與之實際上恰好相反，陳復慧出生於新津縣，長期在城區西北部圍繞省城開展活動。從這方面看，是否陳復慧就不是一個典型的全真道士？蔣博士回應道，這可能是時間問題。實際上，在陳復慧之後到清末這個階段，《廣成儀制》逐漸將陳復慧帶入城市，隨後在城市影響逐漸變大。蔣博士表示之後會更加細化這一問題。
然後是關於廣成壇與法言壇在溫江地區發展的問題。論文中提到陳復慧到溫江盤龍寺後向正一靠攏的傾向愈發明顯，正一弟子數量也更多。歐教授表示溫江後來成為劉門重鎮之一，法言壇在溫江地區也非常活躍，且地方史料如民國《溫江縣志》也提到劉門，這是否存在巧合？蔣博士對歐福克教授的看法表示讚同。
接著是廣成科儀與法言科儀的互動問題。蔣博士在論文中表示，廣成壇與法言壇在科儀上的互動並不常見。而歐教授認為這兩派的互動實際上非常頻繁，隨後歐教授從三個方面論證了這一觀點。從科儀和實踐上看，在很多情況下，廣成壇和法言壇的科儀都可以相互對應，在鄉下的科儀實踐中，法言壇也會作廣成壇的科儀。從兩壇道士的修行內容看，很多道士屬於混合型，兩壇科儀兼修的情況並不少見。目前廣成壇是四川地區主流道壇這一事實不可否認，但在民國時期，兩壇在很多地區各有千秋。實際上，直至現在，兩派的混合性也很明顯，關係非常密切。從所用文本看，兩派文本有很多相似的內容。許多文本存在互相套用部分內容和格式的情況。蔣博士回應道，這個問題其實與立場有關。蔣博士基於廣成壇的視角，認為廣成壇秘法數量更多，保存更完整。廣成壇可以支援法言壇，但法言壇並不了解廣成壇的秘法和科儀細節，因此法言壇無法行廣成壇的儀式。蔣博士也提到清代劉門的地方實力非常強，肯定不止贊助宮觀，因此當初的實際情況無從探明。但從民國到現在，廣成壇確實不與法言壇進行合作。蔣博士表示會對這部分再做區分。
歐福克教授最後提出了對論文的建議和展望。論文結論表示會進一步從宋明道法研究廣成科儀的來源，歐教授認為這是非常明智的思路，比如宋朝開始新的科儀傳統，像雷法等，其中可能存在廣成壇的形成基礎。歐福克教授希望蔣博士能走得更遠，嘗試從唐朝科儀文獻中，找到《廣成儀制》的概念和內容。希冀最終探索到廣成先生杜光庭、《廣成儀制》和唐朝科儀文獻的關係，解決陳復慧是否真正意義上繼承了杜光庭整理科儀美業這一問題。蔣博士對歐福克教授的提問和建議表示感謝。
評議結束後，呂鵬志教授進行了總結發言。呂教授首先感謝了蔣博士的精彩講授，呂教授表示論文澄清了長期以來外界對四川道教的部分誤解。比如《廣成儀制》卷首署名“仲遠”而不署全真道號“復慧”，可能暗示陳仲遠的身分原本不只是全真道士。且呂教授認為教內資料具有可靠性，因此讚同蔣博士關於陳復慧與正一派關係更為密切的看法。其次，呂教授表示學者做研究需要走出書齋，做田野調查，使田野資料和文獻資料互證，只看文獻很難了解地方道教的真實發展情況。呂教授分享了金堂縣真多治道觀楊三善道長的事例，楊道長雖按《廣成儀制》作法，卻不屬全真一脈。楊道長的派系實際上是宋代以來尊奉饒洞天的天心派，後來歸入正一派系統。最後，呂教授就陳仲遠所學科儀來源這一問題對論文提出了一點建議。論文中曾提及“湖廣填四川”這一歷史事件對四川道教史的重要性，呂教授表示，是否存在部分科儀是由湖廣一帶傳來的可能，研究這個問題可以從李豐楙教授所著《道法海涵》入手。李豐楙教授曾在《道法海涵》中公佈一批湖北麻城的科儀，可以對比《廣成儀制》和《道法海涵》，查閱是否存在二書科儀同源的情況。蔣博士對呂教授的建議表示感謝，並提到曾翻閱《道法海涵》，發現其中記載科儀與廣成壇科儀的架構並不相似，這可能是陳復慧後來對科儀進行整合所導致。此外，蔣博士發現儀式中出現的地名與湖南部分地區存在聯繫，目前正在整理相關研究思路。
在會議最後，呂教授向參會者分享了當晚會議的兩點心得。第一，呂教授曾於開幕式指出道教儀式是冷門絕學，四川道教科儀更是冷門中的冷門，組織歐福克教授、蔣博士的兩場四川道教科儀論文發表會議時，甚至難尋評議人，只能請兩位學者互相評論。第二，呂教授指出道教不是外界所批評般是封建迷信，而是充滿智慧和正能量的高級宗教。比如歐福克教授在論文《四川法言壇科儀傳統中的“靈祖”》中曾引用德國道教學者常志靜對王靈官生平的開創性研究,其中提到王靈官拜師薩守堅的故事（Florian C. Reiter, “Some Notices on the ‘Magic Agent Wang’ (Wang ling-kuan) at Mt. Ch'i-ch'ü in Tzu-t'ung District, Szechwan Province”）。法國學者高萬桑本次發表的會議論文也對這個故事有所提及（Vincent Goossaert, “Ritual Techniques for Creating a Divine Person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Society: the Case of Daoist Law Enforcer Lord Wang”）。在王靈官拜師前，薩守堅曾燒毀他的神廟，為報焚廟之仇，王靈官暗中跟隨其十二年，打算伺機報復。但十二年間薩守堅行止端正，從無過錯，且行善積德。於是王靈官心悅誠服，接受點化並拜其為師。呂教授認為王靈官故事背後的薩守堅實際上是道教甚至是世界宗教中最高的道德典範。呂教授讀及此處時，曾震驚於道教所蘊含的正能量，故和大家分享。
（供稿：廖文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