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推介】鄧宏亞：《中古道教儀式研究》評介
本文原載《宗教學研究》2026年第4期，第228—231頁，因篇幅限制，注釋省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作者簡介：鄧宏亞，四川大學助理教授
今年6月，法蘭西學院銘文與美文學院將2026年國際漢學最高榮譽“儒蓮獎”授予中國道教學者呂鵬志先生，以表彰其新著《中古道教儀式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25；下文簡稱《中古》）。這部逾百萬字的皇皇钜著是作者繼《唐前道教儀式史綱》（下文簡稱《唐前》）後關於道教儀式史研究的又一力作。本書圍繞漢唐時期道教儀式的基本類型與歷史演變，對中古道教的五種基本儀式類型（朝儀、傳授儀、齋儀、醮儀、章儀）和三種其他儀式類型（驅邪、召神、供養）的重要文獻進行深度整理與研究，深刻揭示了中古道教儀式的基本面貌、發展脈絡及其背後蘊含的思想觀念。
儘管《中古》由多個專題研究構成，大部分章節也已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公開發表，但本書絕非簡單的論文彙編，而是一部具有嚴密內在邏輯和統一理論框架的學術專著。《中古》與論文集的本質區別在於，全書的所有章節都服務於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論點：中古道教儀式史是一個以“靈寶化”為主要發展趨向，在法位晉陞制度框架下，由源自道門內部三大儀式傳統（天師道儀式、方士傳統、靈寶科儀）的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相互影響、共同演進的動態變化過程。全書章節在經過作者的精心安排後，構成了一個宏大而又嚴密的有機整體：緒論開宗明義，提出全書總綱；中間各章（一至十六章）對五種基本儀式類型進行個案研究，從不同角度論證全書的核心觀點；卒章顯志，總結全書，並與前作《唐前》相呼應。筆者認為，《中古》一書的最大特點在於整理與研究並重，既對道教儀式文獻進行了深度整理，也對道教儀式史作了深度研究。
一、道教儀式文獻的深度整理
不同於當代道教儀式可以通過田野調查來瞭解，研究古代尤其是中古早期的道教儀式往往只能依據道教儀式文獻，即記載各類道教儀式程序、內容的經典或儀典。但道教儀式文獻數量浩瀚、種類繁複、內容隱晦，想要從中梳理出道教儀式的發展脈絡已屬不易，更遑論對其進行細緻深入的形式分析。作者卻不厭其煩，亦不避其難，《中古》的所有考證全部建立在對道教儀式文獻深度整理的基礎之上，從而使本書利用的文獻資料詳備可靠，得出的結論信而有徵。
作者曾在其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大綱中對文獻學的方法做過清晰的說明：“為使中國宗教研究使用的文獻資料詳備、可靠、吃透，主要運用以下三門學科的方法：一是文獻學，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等分支。”《中古》對道教儀式文獻的深度整理正是體現在其綜合運用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等文獻學方法。
目錄學方面，《中古》繼承了我國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優良傳統。卒章首創道教儀式目錄“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相關資料一覽表”，既按類型區分，又按所屬道教法位劃分為多種法位科儀類別，著錄儀典篇目208部。每一部都標注《道藏》編號或敦煌編號，闕書注明出處，並加按語考證源流。同時，《中古》非常重視目錄學中的“解題”（亦稱“敘錄”），其對《赤松子章曆》和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作了詳盡完備的解題。以第十五章為例，該章就《靈寶真一五稱經》的年代和作者、版本和校勘、目錄著錄和徵引、題意和內容提要、源流和影響詳加考論，當為道教經典解題的典範。版本學方面，《中古》注重考證道教儀式文獻的版本優劣和源流。在第十五章中，作者仔細對勘《道藏》本《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與敦煌寫本P.2440《靈寶真一五稱經卷》的文字異同，指出《道藏》本多有竄亂，敦煌本則更接近古本《五稱符上經》，遠勝《道藏》本。校勘學方面，《中古》秉承乾嘉學派“欲讀書必先精校書”的嚴謹治學態度，做到了無所不校。全書不僅對研究的每一部道教儀式文獻都作了精密校勘，就連所有引文也一一校錄。《中古》綜合運用陳垣先生在《校勘學釋例》中歸納的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校勘方法，通過校勘訂正了前人未曾注意的文字訛誤，取得了巨大的校勘成就。以第六章和第八章為例。敦煌本《靈寶經目》中的“第五篇目”由於存在嚴重的抄寫錯誤，導致學者們對其校錄的結果各不相同。作者在第六章依據《靈寶中盟經目》《齋壇安鎮經目》及《靈寶經目》的著錄體例訂補了“第五篇目”原有的訛、脫、衍、倒文字錯誤，提供了新的校訂方案。此外，以白雲觀本為底本的諸影印本《正統道藏》中的陸修靜《洞玄靈寶五感文》訛誤頗多，如將“國王”誤作“國正”“三丈”誤作“三犬”“二尺”誤作“二天”等，導致文義不通。作者在第八章依據最新公開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明《道藏》本及青島市博物館藏明《正統道藏》本進行對校，正其謬誤，恢復了《洞玄靈寶五感文》的文字原貌。輯佚學方面，由於古代道教儀式文獻在流傳過程中散佚甚多，故作者對已經亡佚或部分散佚的重要道教儀典作了輯校，如《靈寶三籙簡文》《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旨教經》等。《中古》對所輯經典的材料一一注明出處，同時對其內容詳作釋證，其中以古靈寶經《靈寶三籙簡文》為最精。在第六章中，作者利用《永樂大典》殘本、向達摹寫本、敦煌寫本及他書引文鉤稽、綴合了《靈寶三籙簡文》的大部分內容，並考明所載威儀條目的先後順序，精確地輯錄編排佚文。辨偽學方面，《中古》在面對道教儀式文獻的作者、年代真偽問題上採取審慎的態度，對其中反映的歷史事實與附會傳說詳加辨析。作者指出：“利用這些史料須做審慎的考察，一方面要辨識其中增益附會的內容，另一方面還要探究這些內容的來源和形成背景，這樣才可能真正還原早期天師道的歷史。”此前學者大多依據《太極左仙公請問經》中的“三天齋者，是三天法師天師所受法，名為《旨教經》也”這一說法，認為《旨教經》是東漢天師張陵傳出的經典。作者在第十章考察了《旨教經》的相關原始材料，指出其所倡行的旨教齋實為五世紀初天師道道士仿效靈寶齋創立的正一齋儀，從而將《旨教經》的成書年代確定在東晉末劉宋初。
《中古》將上述文獻學方法綜合運用到文獻考據之中，並在書中有意識地運用作者借鑒陳垣“校勘四法”發明的“文獻考據四法”，即對據法、本據法、他據法、理據法（參見該書卒章）。《中古》發揚了乾嘉學派“無徵不信”的實證精神和考據傳統，將文獻考據於道教儀式研究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作者所言“全書從頭到尾都在考據”，凡書中道教儀式文獻出現的名物、史實、制度、儀式、信仰等諸多內容作者幾乎都一一考據，旁徵博引，新見頻出。在第十三章中，作者對《赤松子章曆》所反映的漢唐天師道的信仰、制度、儀式及其與其他道派和宗教的關係作了長達一百多頁的精審考證，揭示了漢唐天師道的歷史演變與基本特徵。
二、道教儀式史的深度研究
《中古》對道教儀式文獻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整理，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這使得其關於道教儀式基本類型的見解、對於道教儀式發展脈絡的把握，以及得出的結論較之前賢更加精確，也更為深刻。
研究道教儀式首先需要釐清道教儀式的基本類型。長期以來學界對於道教儀式基本類型的認識相當混亂，各執己見，莫衷一是。《中古》通過考察南北朝以降各個法位等級的道士所受的儀典名目歸納出中古道教的五種基本儀式類型：朝儀、傳授儀、齋儀、醮儀、章儀。這一分類不僅有助於我們從形式上把握紛繁複雜的道教儀式，更是對過去“齋醮涵蓋一切道教儀式”觀念的完全超越，對於道教儀式研究有著補偏救弊、正本清源之功。同時，作者還注重考察道教法位制度對於道教儀式等級分類及歷史演變的重要整合作用。緒論指出道教將儒教禮儀按等級分類的做法與道教本身的法位制度結合起來，創造了五等法位儀式，從低到高依次是正一科儀、太玄科儀、洞神三皇科儀、洞玄靈寶科儀、洞真上清科儀。進而緒論提出全書的核心觀點，並在各章中詳加論證：“各法位道教儀式都採納靈寶齋儀程序並按所屬法位等級增損或變更部分內容。事實上，仿效靈寶齋儀編纂各種儀典是南北朝以降道教科儀的一個基本發展趨向。”
《中古》對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的形式、功能和歷史演變做了精深的研究。本書的第一章為道教朝儀研究。作者通考朝儀的源流，指出道教朝儀源自先秦世俗朝禮，由東漢天師道始創，後不斷演變發展。第二章至第五章為道教傳授儀研究。作者選取最早記載天師道受籙科儀的敦煌寫本S.203、天師道黃赤券契、南朝天師道經典《正一法文法籙部儀》及劉宋陸修靜編撰的“立成儀注”傳授儀典《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作為道教傳授儀的典型個案進行研究，考察了南朝天師道所行傳授儀式與靈寶傳授儀式的內容、程序及相互關係。第六章至第十章為道教齋儀研究，筆者認為這一部分是全書最精彩、最見作者功力的地方。靈寶齋作為道教齋儀的開端有著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作者共設五章詳細考論了靈寶齋的開端、淵源、分類及其對其他道派齋儀的影響。在第六章中，作者指出古靈寶經《靈寶三籙簡文》提供了靈寶齋的原初形態，形成了宿啟建齋、正齋行道、散壇言功這三個為後來道教齋儀所普遍遵行的程序結構；在第七章中，作者指出靈寶齋與傳統齋法明顯不同，其主要來源是源出印度佛教布薩制度的漢傳佛教齋法；在第八章中，作者考證靈寶六齋（金籙齋、黃籙齋、明真齋、三元齋、八節齋、自然齋）係由古靈寶經發明，出典是五部“元始舊經”，並從儀式的角度論證了“元始舊經”早於“仙公新經”。第九章作者討論了靈寶六齋中的三元齋，指出其出典是《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後受佛教盂蘭盆法會影響逐漸演變為道教中元法會。第十章作者探討了天師道齋儀旨教齋，並從旨教齋的內容、程序和結構論證了其為何以及如何仿效靈寶齋，揭示了五世紀以降道教儀式逐漸“靈寶化”的基本趨向。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為道教醮儀研究。第十一章作者考索了早期道教醮儀的起源及流變，指出道教醮儀源自先秦方士的宗教醮儀，後與不同的道教儀式傳統融合而發生新的變化。第十二章作者重新考察羅天大醮的起源，指出隋末唐初出現的早期羅天大醮原本是齋末之醮，宋以降才成為獨立的醮儀。第十三章為道教章儀研究，作者對成書於南北朝時期的天師道章儀手冊《赤松子章曆》作了詳盡的解題和考論，揭示了漢唐天師道的信仰、制度和儀式實踐。第十四章至第十六章為中古道教其他儀式類型研究，作者共設三章，分別對道教的驅邪儀式、召神儀式和供養儀式進行個案研究。第十四章作者考察了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所載攝召北酆鬼魔赤書玉訣中的魔鬼觀念和鎮禳之法，指出早期道教雖然重視驅邪儀式，但並未將其列入基本儀式類型。第十五章作者對記載召神問卜儀式的古靈寶經《靈寶真一五稱經》做了敘錄解說，指出古靈寶經將源出方士傳統的召神問卜儀式與道家哲學和佛教信仰相結合，增添了方術儀式的經教色彩。第十六章作者重新探討了道教中元節的起源，指出道教中元節的出典是《大獻經》，其創立過程深度糅合了佛、道二教因素，是中古時代佛道融合的典型例證。
考明道教儀式的源流及其與其他宗教儀式的關係對於我們理解中古道教的發展脈絡及其與其他宗教文化傳統的交流互動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中古》在緒論中簡明扼要地討論了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的中國古代文化淵源。要言之，朝儀源自先秦世俗朝禮，傳授儀可遠溯至先秦儒家的師徒授受模式，齋儀承襲了先秦傳統齋法清淨身心的基本功能，章儀源出秦漢世俗章奏，醮儀源自先秦方士所行的祭祀之醮。《中古》對道教儀式的溯源足可證明道教儀式根源於儒教禮儀傳統，從屬於中華禮樂文明。同時，五種基本儀式類型的直接來源則是道門內部三大儀式傳統。作者指出，朝儀和章儀出自天師道，傳授儀和醮儀源出方士傳統，齋儀始自靈寶科儀。這五種基本儀式類型除了在各自所屬的儀式傳統中續有發展外，也隨著三大儀式傳統的交流或融合而產生了新的變化。此外，道教儀式也在相當程度上借鑒、吸收了佛教儀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齋儀。作者早在《唐前》一書中便已指出靈寶齋主要借鑒採納了佛教齋儀。《中古》在第七章詳細考辨靈寶齋的淵源，指出“行道齋與持戒齋是靈寶齋的兩種主要表現形式”，二者都源自佛教齋儀，與中國傳統齋法有著本質區別。《中古》揭示靈寶齋的佛教來源並非對道教儀式的否定。相反，唯有正視道教儀式中的佛教因素，才能正確認識中古道教是如何以一種“以我為主，兼收並蓄”的文化開放精神吸收、改造佛教傳統，進而反過來對佛教產生重要影響。誠如書中所言：“如果不了解佛教儀式，也不了解佛教對道教儀式的影響，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道教儀式”“道教並不是被動地接受佛教儀式的影響，而是善於將佛、道二教因素巧妙地融合起來，這也是一種創新。”
當然，書中的一些具體論斷或許還有可商之處。當前古靈寶經研究的核心爭議即“元始舊經”與“仙公新經”的成書先後問題，許多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爭鳴，《中古》也在第八章中考察了靈寶六齋與古靈寶新、舊經的關係。作者通過對比舊經《上元金籙簡文》與新經《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下文簡稱《敷齋經》）的經文結構、內容及文字表述，指出新經《敷齋經》所述齋儀明顯參考了《上元金籙簡文》和其他舊經，因而新經的成書稍晚於舊經。《中古》的貢獻在於從儀式實踐的角度有力地論證了新、舊經的內在關聯及先後關係。誠然，如《敷齋經》中的“靈寶經有大法，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是歲六齋月”、新經《太上靈寶威儀洞玄真一自然經訣》中的“靈寶經真文中，歲有六齋”，在現有的文本證據下，新經所謂的“靈寶經”“靈寶經真文”只能指向最早創立歲六齋、月十齋等道教齋日的舊經《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作者對新、舊經儀式內容的精密比勘體現了其在道教儀式研究和文獻考據方面的深厚功底。但作者重在考察新、舊經所述儀式的相同之處，對於其中的差異似乎關注不足。例如，《敷齋經》中的發爐辭“太上靈寶老君，當召真官功曹使者”“臣等正爾入靜，燒香朝真”云云，明顯更接近於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下轉錄的《南嶽魏夫人內傳》所附秘訣（原文簡稱《魏傳訣》）“入靜法”中的祝爐辭“太上玄元五靈老君，當召功曹使者”“某正爾燒香，入靜朝神”，而異於《上元金籙簡文》及其他舊經中的發爐辭“無上三天玄元始炁太上老君，召出臣身中三五功曹”“（臣）今正燒香行道”。作者也指出，二者的區別在於：“兩者關啟對象不同；前者燒香的目的是‘入靜朝神’，後者則是‘燒香行道’；前者是‘八方正氣入身’，後者則是帶有佛教色彩的‘十方正氣’。”《敷齋經》中的發爐辭將“入靜法”的“八方正氣”改成了“太上十方正氣”，同時保留了其入靜朝真的燒香目的。作者亦指出“《敷靈寶齋戒威儀》可能還保留著‘新出’入靜法那裏的四方朝”。因此，《中古》認為新經的作者一定熟悉舊經記述的靈寶六齋這一論斷十分精確，但將新經完全視為對舊經的演釋則稍顯絕對。新經在承襲、沿用舊經儀式的同時還保留了部分天師道的儀式傳統。正如新經雖徵引了部分舊經的內容卻從未直引其經名、新經對於《五千文》的尊崇程度明顯高於舊經、新經更尊奉葛仙公而非元始天尊這一舊經所普遍尊奉的至上神，新、舊經之間的複雜關係似乎不能簡單地用“演釋和被演釋”來概括。
《中古》一書文獻考據精審，論證邏輯嚴密，行文典雅通順，堪稱無可挑剔。但書中個別地方的表述似乎還可以更加精確嚴謹。在第十章中，作者考證講述旨教齋的《旨教經》是在東晉末劉宋初編撰的，其成書早於明確提到《旨教經》的新經《太極左仙公請問經》。這一結論本身毋庸置疑，但同時，作者又認為《旨教經》的部分內容模仿了《太極左仙公請問經》。其稱：“《旨教經》頌詩謂‘身固殊金剛，壽命無終極’，實源出《太極左仙公請問經》的類似說法‘身如金剛，體真入妙，希微洞質，永享無量之壽也’”。早出的《旨教經》不可能模仿晚出的《太極左仙公請問經》，因而只能得出相反的結論。事實上，這兩段相似的文字內容並不能體現出明確的承襲關係，“身如金剛”這一譬喻也明顯源自佛教經典，如西晉竺法護譯《阿差末菩薩經》云“後得佛道，身如金剛，無能動搖”。同時，作者認為《旨教經》頌詩中表示功德轉讓的“歸流”一詞首見於古靈寶經亦不甚確。最早出現“歸流”一詞的道教文獻應是成書於四世紀後半期古靈寶經之前的天師道儀典《上清黃書過度儀》，其在“願念法三上香”的祝辭中提到“願以是功德，歸流臣妾身，故歸身歸神歸命大道”“臣妾首體投地，自歸三尊，扶是功德，歸流臣妾身”。“歸流”一說源出更早以前的漢譯佛典，如西晉竺法護譯《賢劫經》曰“願使功德，歸流十方”。可見，東晉後期的江南天師道已開始吸收佛教的懺法和功德轉讓之說，靈寶齋的“燒香願念威儀”便是在天師道“願念法三上香”的基礎上增添大乘度人思想而形成的。另外，本章附錄的《旨教經》輯稿還可以輯補一條重要的佚文，即唐潘師正《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六齋月”條。《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六齋月”條雖未明引《旨教經》，但考其內容就是輯稿的佚文B，可與《猶龍傳》卷五“度漢天師”條、《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齋月鈔”“齋日鈔”條互為對照。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中古》一書雖然以傳統文獻考據為主要研究方法，但其突破了清代考據學拘泥於紙上學問的弊端，做到了傳統學術研究與現代學術研究的完美結合。作者的學術視野極其開闊，每一章節的討論都充分關照、吸收了前輩學者的大量高水準研究成果，尤其是海外著名道教學者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勞格文（John Lagerwey）、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的重要論著。這使得《中古》與國際道教學界在同一平面上展開了具有實質意義的深度對話。進而《中古》能對海內外前賢的觀點有所發覆，有所創新，相信必將極大地提升中國道教儀式研究的學術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同時，《中古》還注重運用田野資料來補充、印證道教儀式文獻記載的內容。在第十三章中，作者通過考察2016年揚州出土的都功版和江西銅鼓、修水地區發現的都功籙配搭，指出《赤松子章曆》所載法職稱號“泰玄都正一平炁係天師陽平治左平炁門下版署三品大都功兼左廉察祭酒赤天三五步綱元命真人臣某”中的“陽平治左平炁”僅代表教階地位，與實際活動和宣教之地無關。
結語
《中古》作為一部道教儀式史研究專著，真正做到了匯通古今中外。它不僅解決了道教儀式史研究的諸多難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重新理解、書寫和闡釋中古道教儀式史的研究典範。正如勞格文先生在《中古》序中所言，“呂君的所有論著都有一個突出的特色，就是面面俱到，無所不及”，凡欲瞭解儒教禮儀、佛教儀式、宋以降道教儀式及當代道教儀式與中古道教儀式的淵源或關係皆能從書中找到答案。正因為《中古》是如此的面面俱到，無所不及，若不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和相當的興趣，閱讀此書便如同看眩人眼目的七寶樓臺，亦如同讀“文勢曲折，不可尋詳”的真文天書。作者顯然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其在後記中精煉地概括了此書的大義要旨，從而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貫穿全書、統領各章的核心論點。同時，作者也在後記裏回憶了其投身於冷門絕學道教儀式研究二十餘年的甘苦歷程，情真意切，啟人良多。後記字裏行間蘊含著遠比專業知識更加珍貴的東西，那是作者對於道教儀式研究這一冷門絕學的溫情與敬意。
（供稿：鄧宏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