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分組討論紀要：牛英彬《重慶江津石佛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初步認識》

2021年10月28日21時30分至22時30分，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牛英彬副研究員在ZOOM會議室發表了論文《重慶江津石佛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初步認識》。本場會議的主持人、評議人均為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的趙川老師。

一、論文發表

牛英彬副研究員首先介绍了石佛寺遺址的基本情况及發現歷程。石佛寺遺址位於重慶市江津區長江北岸的一處山坳內，是一處晚唐五代至明清時期的寺廟遺址。該遺址在1982年即被發現，被登記為“江津石佛寺摩崖造像”，1990年被公佈為江津區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為配合江津濱江新城建設，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石佛寺遺址做了全面調查和初步試掘。因其價值較高，遂決定以遺址公園建設為目標，開展主動性調查和發掘，其分佈面積約3萬平方米，發掘4600平方米，初步弄清了遺址的功能分區、平面佈局和時代沿革，清理各類遺跡40餘处，包括建築基址、排水溝、墓葬、摩崖造像、摩崖題刻等；出土文物標本900餘件，主要有石刻造像、石質構件、碑刻、陶質建築構件、瓷質生活用具等。該遺址曾入圍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發現”二十項終評名單。

作為石佛寺遺址發掘現場負責人，牛英彬副研究員接著介紹了本次考古發掘的工作方法。首先，運用重疊型硬遺址科學發掘方法進行發掘。石佛寺遺址由宋代、明清時期的建築相互疊壓在一起，後一時期的建築直接建在稍加修整之後的前一時期建築地面上，從而導致不同時期建築的疊壓、打破關係極為複雜。考古工作者在發掘過程中使用了重疊型硬遺址科學發掘方法：一是將平剖面像結合進行觀察，在平面上從最晚期的建築著手分析明代建築的佈局，在剖面上釐清不同時期建築的疊壓情況以判斷宋代建築的範圍與佈局；二是將關鍵柱網與四至邊角相結合，分析建築的尺度與開間，宋代建築的範圍大於明代建築，因此在明代建築的邊緣地帶就會露出宋代建築的包邊或邊角，從而可推測疊壓於下層的建築的基本情況；三是將整體保護與重點解剖、重要遺跡揭露相結合，在明代建築的空當處開挖不同尺寸的解剖溝以瞭解疊壓於其下的宋代建築的埋藏情況，還對一些重要遺跡進行重點揭露；四是將摩崖造像的發展與建築變遷相聯繫，將石窟造像、崖面的建築遺跡以及地下的建築遺跡、碑刻題記看成相輔相成、動態關聯的有機整體，動態地考察摩崖造像與寺廟建築之間的因果關係、空間關係及其演變過程。

其次，發掘與整理過程中注重多學科綜合研究。石佛寺遺址涉及多個學科領域的問題，因此需要使用包括歷史文獻、建築考古、石窟寺考古、銘刻學、科技考古等在內的多學科手段進行綜合研究。

第三，全面引入數字化手段。包括對所有的探方、遺跡、重要的石質文物都建了三維模型，使用正射影像、數位板相結合的手段進行精細化測繪，對每天的考古工作日記也採用了一些航拍照片用以輔助標識發掘情況，從而使發掘過程更加客觀、形象，也更具有可還原性。

接下來，牛老師以時代為線索，分別介紹了石佛寺的建築遺存、石刻造像、墓葬三個方面的遺跡。根據出土材料，可將石佛寺遺址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晚唐五代至北宋時期，開始出現摩崖造像和窟前建築；第二期為南宋時期，屬於石佛寺發展歷史的高峰時期，代表性的遺跡有摩崖造像、建築基址、石上建築遺跡、供養人墓、放生園，建築佈局包括前殿、後堂、石窟建築以及修建於巨石上的轉輪藏、爬山廊、佛塔地宮；第三期為明清時期，石佛寺在元末毀於戰亂，明初重修。

牛老師指出，南宋時期的石佛寺整體上與宋代《五山十剎圖》所載的以前佛殿、後法堂為中軸的佈局基本一致，同日本京都妙心寺亦較為接近。其前殿部分被明清前殿所疊壓，由臺基、柱礎、磉礅、散水、踏道等組成。臺面上發現柱礎石11個、磉礅2個，可將該殿復原為面闊7間、進深4間的大殿。通面闊30、通進深14米。這是我國南方地區發現規模較大的宋代寺廟建築。後堂規模較前殿為小，由於其上疊壓有明清時期的後殿，面闊和進深間數不詳。結合巨石上的造像、建築遺跡等，考古工作者對南宋時期石佛寺做了復原。從發掘情況來看，明清時期的石佛寺規模已經不如之前，巨石上的建築遭到破壞且未在周邊找到同一時期的建築構件，推測明清時期在巨石上未重修新的建築。牛老師指出，通過考古發掘，可以揭示出石佛寺遺址從晚唐五代到明清時期建築格局的演變。宋代石佛寺遺址的前殿到明代則成了天王殿，法堂則成為正殿，這是石佛寺遺址格局變化的重要特徵。天王殿的加入，導致正殿的後移，成為大雄寶殿，這也是今天大部分佛教寺廟的普遍格局。

牛英彬副研究員接著分析了石佛寺遺址在古代的選址因素及景觀特征。首先，該遺址的選址應該是考慮了地理風水的因素，遺址位於呈U形山谷，面朝長江；其次，石佛寺遺址位於唐宋時期江津縣城的對面，與城市發展聯繫密切；再次，石佛寺遺址位於長江邊，毗鄰巴縣，水陸交通發達。石佛寺的景觀與中國古典園林中“巧於因借，精在體宜”、“雖由人作，宛自天開”的理論極為契合，石佛寺遺址以大殿為中心，將空間建築、石上建築群巧妙構成一體，建築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展現了非常獨特的山水園林景觀。

石佛寺遺址總共發現了470餘尊摩崖造像，集中分佈于5号石上，巨石周身雕刻多層羅漢群像，四面開有造像龕，造像活動從晚唐五代延續至明代，題材包括五百羅漢、水月觀音、泗州大聖等。石佛寺遺址周邊還發現了一些宋代到明代的墓葬，均為石室墓。宋代墓葬有單室墓和雙室墓兩種，均由墓室、壁龕、棺床及排水溝等組成，墓內多雕刻有花卉、動物、文字、仿木結構建築等，部分墓葬還帶有封土石圍及墓前小碑等。從墓葬風格來看，可能系供養人的墓葬。明代墓葬有八邊形墓及長方形單室墓、多室墓等，其中八邊形墓內雕刻有佛像、文字等，應為高僧塔墓的地宮。多室墓的門楣上題刻有“廣壽塔基”或僧人法號，也應為僧人墓葬。

文獻記載與文物考古資料相結合，可大致梳理出石佛寺遺址從宋代到明清時期的歷史沿革。通過牛英彬副研究員所領銜團隊的細緻發掘與深入研究，揭示出了石佛寺遺址的重要價值：一是石佛寺遺址是我國為數不多的通過考古發掘全面揭露出來的佈局完整的石窟寺，填補了南方地區對石窟寺綜合考古的空白，為研究摩崖造像、窟前建築和寺廟三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視角；二是該遺址是宋代寺廟格局向明清寺廟格局轉變的少見的考古例證，清晰地反映了從宋代至明清時期寺廟格局演變過程，折射出佛教思想變遷對寺廟空間佈局的影響；三是該遺址以大殿為中心，展現出的寺院園林景觀為古代建築史研究提供了一項重要實物範例；四是遺址中發現的石造像、石構件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是川渝地區和中國晚期石刻造像藝術的瑰寶；五是遺址發現的碑刻題記極大彌補了文獻的缺失，展示了遺址傳承有序的發展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價值；六是遺址位於現代城市的核心區，承載了地方先民的創造和情感寄託，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

二、評議與討論

趙川老師高度評價了牛英彬副研究員的演講，他認為牛老師不僅發掘得很細緻，研究也很深入，展示得也很充分。就石佛寺本身而言，確實具有很高的價值：一是唐代以前的石窟寺造像主要分佈在北方地區，唐代以後則在川渝地區大量出現，既往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針對造像展開的，對於造像與寺院的關係則關注不夠，石佛寺遺址的考古發掘將造像與寺院的關係揭示得非常清楚，對於研究川渝地區石窟寺造像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二是石佛寺遺址考古發掘釐清了不同時期的建築佈局，時代明確，格局清楚，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寺廟提供了可靠的標尺；三是傳統的區域範圍內的宗教史研究主要是借助於文獻記載，而文獻本身則難免帶有或多或少的缺憾，很多細節都晦暗不明，石佛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比較全面、立體地呈現出該寺廟從晚唐到明清時期的變遷歷史。接著，趙川老師向牛英彬副研究員提出問題：作為一處歷史悠久、規模頗盛的寺廟遺址，理應供奉有大量佛像，但為何卻只是發現了一些摩崖造像和屈指可數的圓雕造像？牛老師從三個方面回應了趙川老師提出的問題：一是石佛寺遺址的發掘尚未完全結束，還有不少區域有待進一步發掘，有可能佛像就埋藏在這些區域；二是石佛寺在近现代破壞較嚴重，不少佛像被毀壞、丟棄或掩埋；三是原生地層堆積中發現的佛像確實不多，已經發掘出的佛像大多不在所屬時代的地層中，有的甚至暴露於地表。

上海社科院白照傑副研究員提出，石佛寺遺址2號石包上面有個方孔，其被判斷是轉輪藏遺跡的依據是什麼？牛老師回應道，目前是從形製來推斷的，可能是在方孔上裝有特殊的裝置來推動轉輪藏，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西南科技大學的陳子豪老師提出，南宋時期未完工的預留龕窟是否與出資供養有關係，比如類似現代道教宮觀里的“點斗姥燈”的形式？牛老師回應道，所謂的五百羅漢像實際上只有478尊，剩下的僅鑿出了龕窟形製而未雕鑿造像，確實可能跟出資供養的關係很大。

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張總老師提問，石佛寺遺址的水月觀音像龕內前面是否還有小像？牛老師回應道，在水月觀音像前面原本有兩尊小的造像，一尊是摩崖造像，一尊是圓雕造像，現在僅存摩崖的小造像，另外一尊圓雕小造像已經被盜。張總老師接著補充了對水月觀音、千手觀音造像的研究。

會議期間，倪雪虹、羅洪彬老師與牛老師就轉輪藏、藏經樓、石佛寺遺址所反映的佛教宗派等問題進行了交流。會後，呂鵬志教授通過微信請趙川老師向牛英彬老師介紹了《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置觀品”，該文獻詳盡地介紹了道觀的佈局及功用，很明顯受到佛教寺廟的影響，對研究中古佛教寺院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供稿：趙川，審核：牛英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