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建興，男，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福建省高校課程思政教學名師，兼任福建省兩岸融合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福建省閩臺宗教和民間信仰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省閩臺傳統文化研究會秘書長等職，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閩臺區域研究中心研究員。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1項，省社科、教改及橫向課題多項。出版專著《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比較研究》，曾獲第七屆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博士論文獎，第十三屆福建省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第九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青年優秀成果獎。近年來主要開展與閩臺區域文化相關的教學和社會實踐指導，參與課程獲批國家級、省級一流本科課程和課程思政示範課程多門；指導學生作品獲“挑戰杯”全國大學生課外科技作品競賽特等獎2項、一等獎1項，以及福建省“挑戰杯”和“互聯網+”等競賽獎項多項。

黃建興是我指導過的優秀博士之一。在我認識他之前，他已經跟隨葉明生教授做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受到了嚴格的學術訓練。博士在讀期間，他認真刻苦，在英文閱讀與寫作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對於中國宗教歷史和社會的理解。畢業後，他繼續開展田野調查和研究工作，在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研究領域顯示了一定的潛力。

十五年來我一直在尋找一位能夠將學界自1990年以來產生的有關“師公”的大量田野調查報告做一個綜合研究的人。這正是黃建興所做的，他幾乎研讀了海內外所有相關的田野調查報告和歷史研究，包括中文和英文的。作者的研究區域非常廣，包括臺灣、福建、浙江、廣東、廣西、江西、湖南、四川和貴州等十多個省份，涉及漢族和非漢族族群。他將他所能夠看到的材料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並做了綜合的比較分析，探討了不同法師儀式傳統之間存在的共同點：法服、法器、傳度儀式、“專門吉事”（只做紅事）等。法師儀式傳統的這些特徵是如此顯著，以至於我們甚至可以將它看成是中國的第五個宗教——“三教”和“巫教”之外的另一個宗教。同時，他還通過細緻入微和中肯的論證，顯示了該儀式傳統與道教的緊密關係。基於此，我們也可以把該傳統看成是一支興起于宋、介於道教和民間信仰之間的橋樑。民間信仰以巫和民間廟宇為基礎，自唐前就受到了精英道教的反對。道教一方面極力反對崇尚血祭的民間信仰，另一方面卻又通過法師儀式傳統吸收民間信仰，同時又超越它。這是中國宗教歷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和革命。作者為我們清晰描述了一支自宋代產生的結合了民間信仰、密教和精英道教內容的新型道派。應該說，這是道教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作為黃建興的老師，我感到很驕傲！

勞格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教授

2017年1月15日於香港

（黃建興譯）

PrefaceⅠ

Huang Jianxing is quite simply one of the best doctoral students I have ever had in over twenty-five years of directing doctoral theses. He had come already well prepared by his teacher Ye Mingsheng, with whom he had done a great deal of fieldwork. But since working with me, he has made enormous strides, in his mastery of English for one, but above all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Chinese religion. He has also continued to do fieldwork and shows great promise for the future in this area.

For some 15 years,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who would be able to synthesize the vast numbers of field reports produced since 1990 on the subject of shigong 師公. That is exactly what Huang Jianxing has done: he has read all that material, by Japanese,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ranging across the ten provinces of Taiwan, Zhejiang, Fujian, Guangdong, Jiangxi, Hunan, Sichuan, Guangdong, Guizhou, and Guangxi and involving both Han and non-Han（She and Yao）. He has brought all that material together and made a coher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sefar-flung traditions, showing how much they share as regards vestments, ritual implements（法器）, rituals of transmission（傳度儀式）, and performance of rituals for the living（專門吉事） as opposed to rituals for the dead. He demonstrates that what he calls the “teaching of the masters”（師教） is so distinctive that it deserves to be considered a kind of fifth religion, together with the Three Religions（三教）and shamanism（巫教）. At the same time, in a carefully nuanced and balanced way, he shows that it has a particularly close relationship to Daoism, of which it can also be considered — and traditionally has been considered — a unique part that arose in the Song and led to a major rapprochement between Daoism and the forms of medium-and temple-based religion that are often called “popular religion”（民間宗教） or “popular belief”（民間信仰） and that the elite forms of Daoism from the Tang and pre-Tang eras rejected because they involved blood sacrifice（血祭）. Thus Daoism, which had hitherto rejected the blood sacrifices of popular religion, came by means of the “teaching of the masters” to at once incorporate and transcend them. This represents a major r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it is the signal merit of Huang Jianxing, having read and digested all relevant fieldwork and historical studies, to have drawn a coherent portrait of this radically new form of Daoism that combined features from popular religion, Tantric Buddhism, and elite Daoism.

This represents a major break through in Daoist studies. I am proud to have been Huang Jianxing’s teacher.

Hong Kong, 15 January 2017

John Lagerwey

Research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去年初夏的一天，黃建興送來他的書稿《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比較研究》，說是要出版了，要我給寫篇序。我和他的結緣已有十四個年頭了，不禁讓我想起了兩樁事來：一個是道教閭山派的研究，另一個是我與黃建興的師生緣。

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始，由於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傳統民俗活動得以恢復，民間各類宗教信仰也借此得到“復蘇”，流傳於閩浙贛臺等地的閭山教即是其中之一。閭山教有許多不同稱呼，如閭山法、閭山派、夫人教、奶娘教、法主教、廬山法等。因其有較為完整的教派教法、專祀神統、傳承譜系、科儀系統、壇號法號及行持管區，實屬我國南方傳統巫道宗教範疇。由於歷史以來受儒家影響，閭山教被視為非正統宗教。自北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禁巫以來，一直受到歧視和鎮壓，直至南宋《海瓊白真人語錄》的發行才被揭示出來，但在歷代它仍受打壓。而在民間它被民眾視為可與儒釋道並列的“巫教”[1]。明清以來，閭山教甚至成為南方民間宗教的主流，活躍於廣大群眾的社會生活中。長期以來，由於政府的反封建迷信政策，以及學術界對閭山教研究的缺失，所以它一直以“巫”的名義處於被禁止的範疇。

當代對閭山教研究較早的為臺灣劉枝萬教授的《閭山教之收魂法》，該文稱“閭山教是現代法教之代表，奉許真君為法主，而分為三奶與法主公兩教派。尤以三奶派教勢最隆，風靡全臺，以致所謂法教者，幾被視同此教派之代名詞”[2]。其時劉先生對閭山教形態及歷史文獻尚無把握，真正的閭山教教派概念在他的理論框架中尚未建立。海外學者對於“閭山派”的研究和確認者為法國的勞格文（John Lagerwey）教授。他自1988年至1990年三年間，在福建的閩南漳州、南靖、平和、華安各縣，閩西的龍岩、漳平、長汀等縣，閩北的建陽、建甌、浦城、崇安等縣，以及浙江東南部的麗水、雲和等縣，做了大面積的普查，接觸並獲得了大量有關“閭山法”“閭山派”的信息和資料。因其調查的重點是福建的民間道教，因此給他建立的印象是“福建的道教即閭山派道教”。大陸學者的閭山教研究起步並不晚，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臨水夫人陳靖姑信仰時偶爾提到它，但真正見諸專題研究的文章則未見。我於1984年在龍岩郊區做過閭山教道壇“道士戲”的調查，並發表了一篇文章，其時對閭山教並無確切認識。1991年始我在對上杭、連城傳統傀儡戲之“夫人戲”的調查中，搜集到有關“閭山教”的科儀資料，之後又在龍岩、壽寧等地開展田野調查，於1992年撰寫了第一篇討論閭山教的專題文章——《福建道教閭山派形態及源流初探》，參加1993年在福州召開的“福州道教文化研討會”，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我之所以稱之“道教閭山派”，是因為學術界對於“閭山教”還缺乏認識。將“閭山教”置於道教之中，作為其中一種教法形態存在，也符合宗教之實際，並對“閭山教”更具保護性。於是由我定其名為“道教閭山派”，並陸續發表相關專論，逐漸被國內學術界普遍接受，嗣後其名稱也開始經常出現於學術界的論著中。

黃建興是我的開門弟子，他的家鄉位於海上女神媽祖誕生地福建莆田賢良港附近，從小受民間信仰文化的薰陶，在福建師範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即對民間信仰研究感興趣。2006年我帶幾個外國教授到賢良港做媽祖信仰儀式的考察時，他就一直跟在我們身邊。當問及原因時，他拿出一篇他的處女作《媽祖誕生地考證》，請我們幫忙修改，並告知他想讀研究生，請我幫忙推薦。我與好友福建師範大學林國平教授聯繫推薦此生，林教授答覆，等他考上了，由我們二人當導師，他的宗教學田野由我來帶，我也爽快地答應了。後來事如人願，黃建興因為成績優異，順利獲得本校保研資格，成為我的開門弟子，我也被聘為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兼職教授。

在此後的三年中，他跟隨我在閩東古田、屏南，閩北建陽、泰甯、寧化，閩西龍岩、上杭、漳平以及閩東南莆田、泉州、德化、南安、永春等地，以及浙江、江蘇、四川、湖南等地做民間宗教、民俗及傀儡戲的田野調查，其中研究的側重點即是道教閭山派之教派、道壇、科儀、教法及相關的儀式活動。他的碩士畢業論文即是《陳靖姑信仰與古田臨水祖殿“請香接火”儀式》。由於他吃苦耐勞，和我出入於山間海陬、共處於寒暑村舍，接受我近乎苛刻的要求，使他不僅積累了大量資料，同時也掌握了一定的田野調查方法。2008年夏，我們到泰甯縣朱口鎮石輞村的五帝廟做三天的打醮儀式調查。頭晚與道師訪談時，瞭解到三天全部科儀目錄都將載在榜文上。第二天張榜後，我讓黃建興負責抄榜文，他急忙拿了我的相機去門口拍了幾張照片就回來了。當我問他榜上的內容時，他說全拍下來了，問他下午開壇科儀的程式和內容是什麼，他卻答不上來，因此被我訓了一頓。不懂每日科儀的程式，我們的記錄無法進行。我抓住這個訓練他的機會，要求他於午餐前把榜文全部抄下來，他當時很委屈無奈地接受了。由於山區天氣悶熱蠓蟲多，榜文又有多種，他站在廟門口抄了近兩個小時，其時不僅汗流浹背，頭面和手臂還被小黑蟲叮得通紅燒痛。廟中有個老太婆趕忙拿清涼油給他塗抹，並責怪說：“你爸心太狠了，讓孩子叮成這樣！”他說我不是他爸，是他老師。老人家聽了更加生氣：“老師怎麼這樣虐待學生”，要找我評理。當我看到他抄寫好的榜文時又高興又心痛。自此以後，他明白榜文的重要性，不用我吩咐，每場醮儀都先抄下榜文，然後按部就班、循序漸進，把儀式記錄做得井井有條，短短兩年多時間裡就完成畢業論文，並發表多篇文章，成為該批研究生之佼佼者。

我從黃建興身上看到他的悟性和學術潛質，想進一步造就他，在他畢業前，把他推薦給時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的好友勞格文先生，並把推薦信和他的畢業論文及相關資料寄給他。勞格文先生看到他的論文後很高興，要我帶他去香港面試。2009年黃建興被香港中文大學順利錄取，成為我們共同指導的博士生。經過四年的努力學習、刻苦鑽研和大量的田野積累，他不負眾望，不僅順利完成學業，其畢業論文“A Research on Shijiao: The Ritual Traditions of Fashi in South China”還獲得了第七屆“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博士論文獎。

黃建興的《師教：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比較研究》是在他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又經過兩年多的考察和修訂而成的。這是一部值得關注的民間道教的學術著作。首先，它不局限於閩臺地區的閭山教，而將其與瑤族、畬族、苗族、壯族、毛南族、土家族和仡佬族等南方各族群和區域的民間道教進行比較研究，充分顯示了這些地區的宗教傳統與族群社會的密切關係。同時將與之相關的南方巫系的教派教法、道壇道師、法事科儀、壇場器物、演唱形式、文化形態，悉納於胸襟視野，以“師教”名義將其統合一起進行綜述統論，這種做法大膽而不失謹慎，使讀者對於南方法師儀式可以有一個較為系統的認識，這是本書的新嘗試，也很成功。

其次，作者大量收集各地的法師儀式研究成果，對其文獻及史料進行比較分析，並結合其自身的田野調查和個案資料，對法師儀式傳統的形成、衍變及發展，做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具有一定的學術科學性。其成果厚重，有說服力，為民間宗教理論的基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其三，書稿不僅探討法師儀式傳統的源流，而且從其宗教內涵延伸到社會學、民俗學、戲劇學等學科的探討，極力挖掘其文化涵蓋的多元性，以及與當代政府行為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認知、挖掘、保護與傳承相聯繫，使民間宗教文化研究更具時代化和活性化，有重要指導意義。該研究不局限於學術層面，且能為社會所用，其眼光深遠，值得贊許。

由於“師教”“法教”“巫教”是一個龐大的民間道教體系，廣泛流傳於南方廣大地域，其教派儀式事項相當複雜，研究困難。書中論述也有不盡人意之處，如作者將有著完整教派教法、專祀神統、傳承譜系、科儀系統、壇號法號及行持管區之傳統閭山派等，與靈媒之乩童、神漢、巫婆的巫，及現當代閩臺兩地“人為法教”個別現象混為一源。閭山派與民間“附體”的巫者的關係尚待進一步的梳理和認識。但瑕不掩瑜，統覽全書，該著作為中國南方法師儀式傳統的綜合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可以說“這是道教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勞格文先生語），也為我國民間宗教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我為他的長進而高興。希望他再接再厲，爭取更大的成就。是為序。

葉明生

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2018年6月21日於福州狀元山莊苦竹齋

[1] ［明］無根子集、葉明生校注：《海遊記》，王秋桂主編：《民俗曲藝叢書》，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0年，第8頁。

[2] 劉枝萬：《閭山教之收魂法》，載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74年，第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