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良教授素以華嚴學硏究名重學界，於“批判佛教”、日本當代佛教、《大乘起信論》思想史領域亦有高質量論文、專著産出。在對涅槃學多年潛心硏究和理論思考基礎上，張教授新近出版《涅槃學硏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一書，淘舊鑄新，嘉惠學林。鑑於此書的重要性，筆者不揣淺陋，撰此書評，以求教於方家。

《涅槃學硏究》主要聚焦於南北朝時期的《涅槃經》注釋書，兼及隋唐時期。回顧《涅槃經》注釋書的硏究史，湯用彤先生曾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中單列“竺道生”、“南方涅槃佛性諸説”兩章硏究涅槃學，首開風氣之先。接著，布施浩岳的《涅槃宗之硏究》（1942）全面系統地探討了涅槃宗的歷史演變和思想學説，成為《涅槃經》注釋書硏究的經典著作，影響至今猶存。此後，這一領域的硏究進展明顯放緩，長期以來再無專著出版，只是菅野博史、平井俊榮、藤井教公、張凱、史經鵬等中日學者零散地推進了硏究。《涅槃學硏究》的出版集八十年來《涅槃經》注釋書硏究之大成，是這一領域的又一經典著作。本書在硏究內容、資料運用、學術觀點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前人。

第一，硏究內容豐富，視野廣闊，具有清晰的方法論自覺。在“序章”中，作者梳理學術史的同時體現出鮮明的方法論自覺。結合具體的涅槃學硏究課題，本書提出涅槃學硏究有三个向度，一是傳統的文獻學、歷史學硏究向度，二是思想史的硏究向度，三是哲學的硏究向度，此外還有圖像學等其他方法論選擇。這些方法論都具有普遍意義，也同樣適用於華嚴學、天臺學等佛教學其他領域。然而，本書的著力點仍在思想史硏究，尤其是思想史硏究中的槪念史硏究，對重要槪念的梳理或明或暗貫穿全書。

在清晰的方法論自覺下，相比於前人，本書的章節安排視野更廣闊，硏究內容更為豐富。第一至第三章是傳統的文獻學、歷史學硏究，涉及《涅槃經》的漢譯與再治，在漢地的傳播和對《涅槃經》注釋書的文獻學考察。第四至第八章屬於思想史的硏究向度，探討南北朝《涅槃經》注釋書中的判教思想、理論建構、對《涅槃經》中重要槪念的詮釋與重構，以及《涅槃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涉、與中國佛教諸宗派的關係。本書的章節安排全面呈現了涅槃學的豐富內容和《涅槃經》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更符合中國佛教的發展實際。在《涅槃宗之硏究》中，我們只能看到中國佛教史中的涅槃學，而在《涅槃學硏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史中的涅槃學。

第二，新資料的使用和對傳世資料解讀上的創新。之前的《涅槃經》注釋書硏究大都基於大正藏本《大般涅槃經集解》，本書作者除大正藏本外，還利用了日本白鶴美術館藏《大般涅槃經集解》寫本，以及敦煌文獻中的《涅槃經》注釋書，《敦煌秘笈》中所收的《不知題佛經義記》。本書窮盡了當前條件下所能掌握的所有資料，新資料的運用增加了南北朝涅槃學的發展綫索，大有塡補空白之功。値得一提的是，本書所取得的突破不全依賴於新資料的使用，也在於對傳世資料解讀上的創新。如“觀師”的重新發現即起因於作者對傳世資料的融會貫通。嚴耕望先生云“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説人人所未説過的話”，誠哉斯言！

第三，涅槃思想史硏究的重大突破。本書梳理出的涅槃思想史，可以做到“一史三觀”。從涅槃思想史這一“史”，微觀上可見《涅槃經》注釋書中的各色判教思想、對“涅槃”的多元詮釋，中觀上可窺佛性、如來藏、法身、二諦等重要槪念在《涅槃經》注釋書中的流變，宏觀上可知《涅槃經》與“理”、“神明”等中國傳統思想觀念，佛教戒律，佛教疑僞經，道教經典之間的交涉互動，還可知《涅槃經》在中國佛教諸宗派思想體係中的位置及其嬗變。本書的涅槃思想史硏究新意紛呈，創見迭出，其中最重大的突破在於“觀師”的重新發現和對涅槃學與“體用”、“體相用”槪念的關係的揭示。

吉藏和智顗都認為“五時”判教説出自“觀師”，吉藏《三論玄義》更是將“觀師”直接等同於劉宋道場寺慧觀。前人硏究基本繼承吉藏的説法，視“觀師”為道場寺慧觀，但這給判教思想史硏究帶來許多混亂。本書從灌頂《涅槃經疏》所引的“觀師”《涅槃經》注釋入手，探賾索隱，斷定“觀師”不是劉宋道場寺慧觀，而是生活年代約為480至550年的齊梁“觀師”，這一“觀師”不見於《高僧傳》《續高僧傳》。作者進一步指出“觀師”倡導“五時”判教説、法身緣起説、本有當有融合説，是南北朝涅槃學的集大成者，代表了當時涅槃學的最高峰。在此之前，布施浩岳稱寶亮為涅槃宗事實上的集大成者，本書則用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觀師”才是集大成者。通過重新發現“觀師”，本書恢復了“觀師”在涅槃學史上的應有地位，不僅改寫了中國佛教判教思想史的演變軌迹，也徹底改變了涅槃學史的歷史敍事。湯用彤先生曾大力推崇道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用道安、慧遠才配有的一章的篇幅論述道生，認為道生在佛學上的地位與王弼在玄學上的地位頗為相似。在涅槃學硏究中，本書對“觀師”的重新發現可與湯先生對道生的發掘相媲美。

關於“體用”何時成為一對哲學範疇，學界歷來有魏晉説與齊梁説兩種觀點。本書以《不知題佛經義記》和《大般涅槃經集解》為中心，分析了“體用”範疇的起源和形成，以詳實的證據支持了齊梁説。具體而言，本書認為從涅槃學中“體義”槪念的出現，可以窺知從“名義（名實）”到“體義”再到“體用”範疇的發展演變軌迹，“體用”作為一對哲學範疇已在《涅槃經》注釋書和《立神明成佛義記》中牢牢确立。此外，作者還指出《涅槃經》注釋家在解釋“伊字三點”時提出的“體功德”、“體用義”等三元結構，成為後來《大乘起信論》“體相用”思想的萌芽。本書對“體用”範疇的硏究旣有思想史硏究的一般共性，亦有佛教史硏究的特殊性，揭示了南北朝涅槃學對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重大貢獻。針對部分中國哲學史家將佛教哲學排斥出中國哲學的做法，方立天先生畢生提倡“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方先生是本書作者的導師，本書對涅槃學中“體用”範疇成立史的揭示可謂方先生這一論斷的最好注腳。“體用”範疇經過涅槃學的淬煉才最終得以确立，我們還可更進一步説，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哲學不可或缺、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至於未來的硏究展望，受史料留存情況及時期、區域特徵的限制，要揭示南北朝特別是南北朝後期涅槃學的整體面貌仍有相當大的難度。本書作者已獲白鶴美術館授權，正在進行該館所藏《大般涅槃經集解》寫本後四十卷的硏究，敦煌文獻中的大量《涅槃經》注釋書的深入整理與硏究也有很大空間；同時，涅槃學與攝論宗的關係問題有待解決，作者提出的三種硏究向度中以涅槃學的思想素材來思考當代理論問題的哲學硏究向度亦尙未體現在本書中，這一切都期待著作者有關涅槃學的又一本新著出版。此外，從東亞佛教視域硏究《涅槃經》注釋書也是有待擴展的硏究課題，韓國佛教中義天的墓志銘曾記載“戒律宗、法相宗、涅槃宗、法性宗、圓融宗、禪寂宗”等六宗，涅槃宗為六宗之一，其具體情形及與中國《涅槃經》注釋書的關係均有待進一步考證。

從具體細節來看，一部規模宏大的著作難免有些許可商榷之處。如曇無讖在姑臧譯出《涅槃經》中分，而非姑蘇（第40頁）；澄觀《華嚴經疏》中的“延法師”就是“誕法師”，“延”為“誕”之形誤，幷非別有一“延法師”（第100頁）；第128頁引用的道生《關中疏》中的“悟其容易”應為“悟豈容易”；第200頁腳注1的引文出自《大正藏》第85册，而非第37册；曹思文是神不滅論者，提出的是神不滅論，而非神滅論（第269頁）。

當然，瑕不掩瑜，這些瑕疵不會掩蓋本書的巨大學術貢獻。本書在硏究內容、新資料和傳世資料的運用、創新性學術觀點等方面突破了《涅槃宗之硏究》的框架。本書不僅將在中國佛教史硏究領域占有一定地位，而且以涅槃學為个案，為基於文獻學的中國思想史書寫提供了範例。我們需要怎樣的思想史硏究？《涅槃學硏究》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