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綜述
2019年3月25日, 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 (英文名稱: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簡寫:CSCR-SWJTU) 由原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升格成立。中心的基本宗旨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 自始至終站在國際學術前沿, 采取多角度、跨學科和比較研究等方法, 文獻研究和田野調查並重, 融匯傳統和現代, 溝通中國和外國。研究方向包括中國宗教的文獻和歷史、中國宗教的信仰和活動、宗教與中國的社會和文化、比較視野中的中國宗教。
爲進一步推動早期道教經典研究, 並爲海內外道教學者搭建高水平的學術交流平臺, 本中心于2019年4月19-21日舉辦了“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工作坊主要針對明《道藏》和敦煌文獻中收錄的上清、靈寶和天師道經典, 以系列前沿學術講座和綜合討論的方式進行。講座共8場, 國際道教研究權威學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教授領銜主講3場, 國內該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王家葵、周作明、王皓月、孫齊、呂鵬志各主講1場。綜合討論則由全體與會學者就道教經典研究方法發言交流。
一、上清經研究
上清經是本次工作坊中4場講座的主題，也是海內外早期道教經典研究者所關注的學術熱點之一。這些講座可大致分爲兩大板塊, 即海外學者柏夷教授對上清經中佛教內容的關注, 以及國內學者周作明、王家葵兩位教授對上清經的校讀與輯佚。
第一、二場講座由柏夷教授主講“偷聽真人——《真誥》的英譯諸問題”。關于南北朝時期道教與佛教的關係, 許理和 (Erik Zürcher) 、賀碧來 (Isabelle Robinet) 等前輩學者認爲天師道與佛教徹底絕緣, 上清經則有少許屬於裝飾性 (ornamental) 的佛教成分, 而靈寶經才第一次真正地試圖與這一外來宗教交涉。柏夷教授在其近年所開展的“《真誥》英譯”項目過程中, 發現有必要重新考慮這一成見。他認爲《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引用的《真誥》卷九有關“大方諸之東, 小方諸上”的描述性文字之後的注文, 未見于今《道藏》本《真誥》, 但仍有可能是從陶弘景作品中截取出來的。注文對西方胡人的佛教修法的描述以及對《涅槃經》的引用, 顯示出陶弘景對佛教這一域外傳入宗教的瞭解及其對此所明確給予的較低評價。同時, 敦煌本《紫文行事訣》所反映的情况也與之類似。柏夷教授指出今《道藏》本《九真中經》的文本生成經歷了三個代表性階段: (1) 楊羲的原始版本, 即敦煌本《紫文行事訣》; (2) 陶弘景對經文的注解, 乃《登真隱訣》佚文, 亦載于敦煌本《紫文行事訣》; (3) 在陶弘景和《無上秘要》之間, 由某位不知名者編寫的《道藏》本《九真中經》。三個階段的經典存在明顯的階段性變化, 而《紫文行事訣》與《九真中經》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後者的存思程序更爲複雜。《紫文行事訣》中有關佛教“耽晨” (禪定) 的文字, 在陶弘景的注解中得到進一步闡發, 認爲其與“九真”存思法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但這些文字在《九真中經》中却被徹底删掉。除此之外, 柏夷教授還認爲《真誥》抄錄《四十二章經》以宣講佛教思想, 以及《真誥》中的“有待”、“無待”組詩可能也是在回應當時佛教對魏晋玄學思想的吸收。這些證據都無一例外地表明, 從上經降誥開始, 楊羲早已開始設法對付外來佛教帶來的思想變化, 陶弘景則在其有關撰述中對佛教有更多的闡述性注解;而後世道經編纂者删削佛教內容的行爲, 可能是陶弘景的二十四卷《登真隱訣》僅有三卷留存至今的原因
周作明：《真誥》校讀舉隅
第三場講座爲西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周作明教授主講的“《真誥》校讀舉隅”。《真誥》在流傳中多有舛誤, 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真誥研究 (譯注篇) 》和趙益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分別對該書的校理做了大量點校工作, 提供了可資利用的研究底本, 但二書也偶有未善之處。周作明教授篩選出數則文獻, 一一舉例說明校改理由, 並提出應充分參照同期或後世异文, 加强文本校勘, 以獲得盡可能正確的文本。他認爲, 在文本整理和解讀中, 要綜合運用宗教、歷史、語言文字等多重知識, 對《真誥》一書中的“字面普通而義別”的行業用語以及方俗語詞予以重點關注。
王家葵：《登真隱訣》的輯佚和研究
第四場講座由成都中醫藥大學藥學院王家葵教授主講“《登真隱訣》的輯佚和研究”。王家葵教授指出, 《真誥》與《登真隱訣》互爲表裏之作, 所謂“《隱訣》以析綱目, 《真誥》以旌降授”。陶弘景撰《登真隱訣》的 目的在于輔翼真經, 該書當在梁天監十八年 (519年) 以前完成。王教授進一步指出, 陶弘景在天監十六年 (517年) 向梁武帝呈送《周氏冥通記》是其思想轉變的重要標志, 而這一年也可能就是陶弘景所有道教著作的成書限。《登真隱訣》由七部分組成, 王教授考察了每一部分的篇名和具體內容, 勾勒出《登真隱訣》篇章結構之概貌。
二、靈寶經研究
相比于上清、天師道、三皇等早期道教經典, 海內外學術界在靈寶經研究方面有著久遠的傳統和豐碩的成果。本次工作坊中的3場講座就是以靈寶經和靈寶科儀爲主題展開的, 3位主講者分別是來自海外的柏夷教授、國內成長並曾長期游學海外的呂鵬志教授、日本留學歸來的王皓月博士, 與會者或能藉此管窺和體會到, 不同學術傳統和背景的學者在靈寶經研究上雖然可能存在一些視角和思路差异, 但爲此所付出的努力及開闊的學術胸襟是推進這一研究不斷深入所不可或缺的。
第五場講座由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王皓月博士主講“叙事學視野中的漢譯佛經與道教靈寶經”。鑒于佛教經典和道教靈寶經也屬於事文的範疇, 王皓月博士意識到通過文學研究主流方法之一的叙事學方法, 可以發現靈寶經與佛經在寫作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主要體現在: (1) 在人稱方面, 靈寶經采取的是第三人稱, 而佛經普遍采用了第一人稱。佛經是佛的弟子阿難整理的, 也就是說是由“我” (阿難) 寫出來的, 而靈寶經則無法推斷經典的叙述者是誰。 (2) 在叙述者與故事的關係上, 東晋末期的葛巢甫、劉宋初期的陸修靜等人參與了元始系靈寶經內容的編纂, 但其內容多發生在傳說中“五劫”之一的上皇時期, 所以叙述者不可能是東晋末、劉宋初的人;佛經是阿難記錄的自己所聞佛的教說, 所以叙述者與作者一致。 (3) 在叙述者的作用上, 靈寶經叙述者有叙述、解說和組織功能;佛經的叙述者阿難雖然也具有叙述和組織功能, 但不具備解說功能, 且另外具備有證明功能。 (4) 在視點上, 很多佛經都屬較爲典型的第一人稱固定式內聚焦叙述;靈寶經的叙述者在多數時候表現爲外聚焦, 有些地方使用了非聚焦, 可以說是外聚焦與非聚焦的結合。 (5) 在外叙述者與內叙述者關係上, 靈寶經中外叙述者是沒有現身的, 而故事中的元始天尊講故事時, 元始天尊成爲內叙述者, 這使得靈寶經具有明顯的鑲嵌結構;佛經中, 除了故事中登場的人物外, 外叙述者阿難也充當內叙述者, 這種外叙述者充當內叙述者的情况是靈寶經所沒有的。在此基礎上, 王皓月博士進一步指出靈寶經在借鑒佛經的同時也擁有自己的文學特色。
呂鵬志：道教中元節起源新說
第六場講座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呂鵬志教授主講的“從《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到《太上洞玄靈寶中元玉京玄都大獻經》——道教中元節起源新說”。唐代僧人曾揭發道士劉無待仿擬佛教盂蘭盆會僞造《大獻經》, 指出中元節原非道家節日。近現代學者普遍都同意這個說法, 只有個別人持相反的意見, 認爲佛教盂蘭盆會模仿道教中元節。呂鵬志教授認爲這兩種觀點均爲片面之說。他認爲道教中元節一方面的確仿效佛教盂蘭盆會, 但另一方面也與道教本身的信仰或教制不無關係。中元節最早舉行的儀式是玄都大獻, 其前身是三元玄都大獻, 而三元玄都大獻則是仿效佛教盂蘭盆會並融攝道教三官主三元日之說而形成的儀式。而道教三官主三元日之說來自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 三元日的日子 (十五日) 和月份 (正月、七月、十月) 是同時受佛教和天師道的影響創立的, 中元節即在農曆或陰曆七月十五日舉行, 此日乃“中元校戒之日”。因此, 道教中元節其實是糅合佛、道二教因素而創造的宗教節日, 它是中古時代佛道融合的典型例證。呂教授還指出, 道教三元齋與佛教盂蘭盆會這兩種儀式無論從形式還是功能來說都大不相同。三元齋從形式上來說是齋儀, 從功能上來說是解除自身罪過;盂蘭盆會從形式上來說是供養僧衆, 是供養儀式, 從功能上來說是超度亡靈。呂教授在結論中指出, 佛教儀式對道教儀式有巨大影響, 但後者並不是被動地接受佛教儀式的影響, 而是善于將佛、道二教因素巧妙地融合起來, 而這也是一種創新。
第七場講座由柏夷教授主講“《靈寶經目序》導讀”。海內外不少道教學者根據《靈寶經目》和《靈寶經目序》中有關“新”和“舊”的表述, 認爲古靈寶經中的“新”經和“舊”經的編撰成書有先後之分, 柏夷教授指出這一論證成立的條件之一就在于承認陸修靜像現代學者一樣考究古靈寶經, 但事實上陸修靜只是一名道教研修者、教門領袖, 其所撰《靈寶經目序》雖然語調謙遜, 但却將其本人作爲理想中的“靈匠” (spiritual artisan) , 以爲同代道流解讀經文。其在《靈寶經目序》中删改引用了上清經《三天正法經》的部分文字, 將靈寶經的出世作爲新的太平世道來臨的預兆, 以附會劉宋王朝的興起, 這一做法得到了劉宋統治者的極端歡迎。針對當時靈寶經經本混雜的亂象, 陸修靜不僅將自己描繪爲經典真僞的鑒定家 (connoisser) , 更是一位權威專家和細心的編輯者, 以顯示自己可以成爲靈寶經流布的合適推動者。柏夷教授認爲, 陸修靜對古靈寶經的新舊之分, 是基于經典本身所做出的。但在古靈寶經中, “舊”一詞並非表示“以前的” (outdated) 或“過時的” (outmoded) , 反而是指“適應了的” (accustomed) 或“習以爲常的” (habitual) , 並被經常用于指涉此前劫期中的儀式、戒律和程式, 而“新”字則指涉當前時間周期內的事件。最後, 柏夷教授推測陸修靜在《靈寶經目序》中所預設的讀者不僅包括同時期的道士, 也將佛教徒納入其中, 其目的在于使經其整理的靈寶經成爲佛教的替代品。
三、天師道經典
針對魏晋南北朝時期天師道教團及其體制轉變的歷史, 本次工作坊邀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齊博士以“當天師教團遭遇‘三洞寶經’——重新叙述六朝道教史的一個嘗試”爲題主講第八場。
孫齊博士指出, 漢唐間道教的發展, 可以被描述爲“祭酒體制”向“道觀體制”的轉型。祭酒體制扎根于民間鄉里社會, 仿效世俗政府的組織架構統治民衆, 同時又以道教神權替代消亡的“天命官”, 使天師道在漢中建立並維持了三十年政教合一的割據勢力。漢中政權崩潰後, 祭酒體制得益于國家控制力的鬆弛而存活下來, 並複製到南北各地。到五世紀, 南北方國家控制力的恢復及其與天師道祭酒體制之間的矛盾, 將整個道教教團置于十分危險的境地。正因爲如此, 南北方道教界相繼出現了寇謙之和陸修靜的道教改革, 其目的在于去除那些與國家權力和世俗價值相衝突的作法, 並有意識地向國家權力靠攏。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 促使皇權和教權相互認同。與寇謙之改革相比, 陸修靜的改革由于選擇引入靈寶經理念, 使得天師道的組織形式發生質變, 由此揚弃了舊有的祭酒領民制度, 奠定了道觀體制的基礎。孫齊博士認爲, 道觀體制與祭酒體制在地理分布與經濟來源上存在明顯差异, 兩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組織形式和互不兼容的性質。到隋唐時期, 道觀體制最終取代了祭酒體制, 道教也由此消滅了教團組織與國家政權間的抵牾矛盾, 並成爲由國家嚴密控制的官方宗教。最後, 孫齊博士進一步指出, 當前學界根據不同的經典傳統引申出不同的道教派系, 如天師道、靈寶派、上清派。但事實上, 經典傳統的不同並不意味著信仰群體的不同。無論六朝還是唐代, 道教的基色都是天師道, “上清派”“靈寶派”並非是與天師道並立的“派系”, 而更應被視作從天師道中産生或者被天師道所吸納的“新思潮”。
四、道教經典研究方法談
爲進一步融匯東西方不同學術傳統和背景的學者在早期道教經典研究領域的思路和方法, 工作坊在最後的綜合討論中設置了“道教經典研究方法談”這一環節, 分別由各參與學者介紹西方學者研究道教經典的方法 (柏夷、孫齊) 、日本學者研究道教經典的方法 (王皓月) 、中國學者研究道教經典的方法 (王家葵、周作明、呂鵬志、趙川、楊金麗) 。
柏夷教授認爲自20世紀後半葉開始, 道教研究已由法國和日本的學者開始開展, 美國道教研究就是站在他們的基礎上進行的。但前輩學者在派別和信仰問題上, 存在著把道教當作像基督教一樣的宗教的傾向。然而, 本次工作坊則顯示, 中國道教研究已經開始改變這一研究傾向, 並能用很具體的資料來探討道教性質和內在問題。在研究方法上, 細讀經典是極其關鍵的研究手段。同時, 考古資料也值得重視, 但我們必須用讀者自己的構想 (imagination) 來看待它原來有什麽意思。柏夷教授提到, 他自從研究唐代文學開始, 就意識到文學經典是古人與我們對話的方式, 我們必須用想像力來看他們是要說什麽。比如對上清降誥而言, 我們只是偷聽者, 今天也不是上清降經時所預想的未來世道。柏夷教授談到, 他教學生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自己放在作者的立場上, 用他們自己的想像力, 回到那個時間, 看看作者寫作的動機是什麽, 他要講的是什麽, 他跟誰在爭論。最後, 柏夷教授說他深切地體會到, 本次工作坊在《真誥》研究乃至整個道教研究方法上都給他提供了諸多啓發和收穫。
孫齊博士詳細分析了柏夷教授在中古道教研究領域的理論、方法與成果, 他認爲柏夷教授在研究過程中注重通過對道經的細膩解讀以瞭解中古民衆的心靈訴求, 通過對佛道交涉的“同情”分析以探究中古道教的文化特質。柏夷教授多站在文本作者的立場上, 通過對隱喻意旨、作者動機和目標受衆的追問, 深入觸摸到了六朝道教信徒尤其是靈寶經作者的心靈以及他們的欲望、關切和夢想, 從而讓中古道教研究成爲理解時代脉動和民衆心性的重要途徑。柏夷教授對靈寶經的重新定位, 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接觸到中古“靈寶派”的本質及其意義。從此, 中古宗教史不能再被簡單地視作佛、道兩教的争衡史, 更不是道教被動受佛教影響的歷史, 而是以道教爲主要代表 (包括譯經、僞經等) 的中國固有精神傳統主動融攝外來佛教文化的歷史。孫齊博士指出, 柏夷教授對中古道教的文獻研究、教義研究和教史研究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 這對糾正目前國內道教研究的偏頗極有啓發。
王皓月博士以其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留學體驗爲例, 介紹了以小林正美先生爲代表的日本學者研究道教經典的方法。他指出早期的日本道教學者一般都是佛教研究出身, 從佛道關係開始入手展開道教研究。可以說, 日本的道教經典研究方法的基礎, 是日本中國古典文獻及佛教的研究方法。概括而言, 精讀文獻和實地調查是日本道經研究方法之中最突出的特色。日本道教學者通常采用訓讀的方法閱讀道經, 即通過添加助詞, 調整漢文的語序, 令其基本符合日語的語序, 同時明確每個漢字的詞性和意思。日本道教研究專業的授課特點是, 由老師指導學生輪流解讀原始道經文獻, 以訓讀、翻譯、注釋的流程進行。除了細讀文獻, 日本學者實地調查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很多學者都會利用假期到中國大陸或者臺灣地區實地調研, 收集了大量的科儀資料以及道觀、造像等宗教藝術的圖片, 出版的文獻集成和圖册甚至被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各國學者所參考。
王家葵教授以其對傳統中醫藥典籍和道教經典的整理研究工作爲例, 介紹了其對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他認爲古籍整理工作主要包括點、校、注三個方面, 核心問題在于通過整理工作, 盡可能準確地復原原作者的思想, 至少在點、校層面上, 整理者不應該把個人意見摻入其中。具體言之, 古籍整理的目標在于作出一本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版本, 通過合理的標點, 呈現原作者的本意。相對來說, 使用專名綫的繁式標點優于簡化的標點。某一特殊詞匯, 標點者是否準確理解, 在專名綫下無所遁形。古籍的“校”, 首先要注意校本的選擇, 主校本與底本的差异可以批注出來, 也可以用來校改底本, 但儘量不要用參校本改底本。古籍的“注”則需注意取捨, 不必像前代注釋家那樣不厭其煩地羅列書證。
周作明教授認爲按照語言學的觀點, 中國傳統經典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漢語的發展變化, 但是長期以來, 語言學對道教經典的關注極不充分, 當然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符號學角度講, 道教典籍中除了符圖這類具有典型宗教意義的特殊神學符號外, 文字符號中的行業用語和道門特色用語都具有專門的獨特性, 需要特別予以關注。要準確瞭解道教典籍的文本構成, 就必須對其中的詞匯予以精確理解, 這就需要我們充分吸收宗教學、文獻學、歷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否則我們的解讀可能是南轅北轍。當然這個工作絕不簡單, 尤其是對帶有道教特色的、宗教文化含義突出的詞匯的解讀是非常艱難的。周作明教授以《度人經》首句“道言:昔于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 受《元始度人無量上品》”一句的點斷和其中諸語詞的解讀爲例, 具體講述了利用語言學研究手段進行道教經典研究的方法, 並指出在解讀道教經典的詞匯時, 如何處理和調和宗教所帶給他們的教門獨特性、符號的專門性和特殊性以及社會通用性之間的關係, 是需要認真對待和思考的。
呂鵬志教授以其爲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課程及其對《靈寶真一五稱經》的研究爲例, 介紹了他的道教經典研究方法。他指出, 開設“中國宗教文獻”課程的目的是使中國宗教研究使用的文獻資料詳備、可靠、能被吃透, 要達到這三個目的則需運用古典文獻學 (包括文字、音韵、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僞等) 、話語語言學 (專門研究句際關係和連接手段的一門語言學) 、歷史學 (即指宗教史) 三門學科的方法。要使文獻資料詳備, 需運用目錄、輯佚的方法進行搜集;要使文獻資料可靠, 需運用版本、校勘、辨僞的方法進行考訂;要吃透文獻資料, 需運用一些互有交叉的方法進行分析。
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趙川博士介紹了他對考古學與道教文獻的關係的思考, 認爲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不斷發展, 既爲道教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也可能會引起一些研究視角的轉變, 值得道教研究領域給予更多的關注。與宗教典籍、歷代史書、筆記小說等在內的文獻材料以及人類學田野調查一樣, 考古資料也應該成爲道教研究資料的一部分。但研究者使用考古學材料從事相關研究時也需注意: (1) 與道教經典相比, 考古材料既有與之一致或相似的地方, 但也存在諸多差异甚至抵牾之處, 如何將二者科學地結合起來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2) 考古學材料中帶文字的材料自然值得重視, 但不帶文字的材料也不容忽視, 比如墓地布局、墓室空間、壁畫、畫像石 (磚) 以及隨葬品種類和擺放位置等, 有的甚至比帶文字的材料能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3) 在使用包括考古學材料在內的實物資料做研究時, 切忌盲目使用, 需要注意辨別其形制、功能、所屬時代、所在地域、使用者身份 (族群、社會地位、年齡、性別等) 、使用場合, 乃至材料的真僞等信息, 應當避免産生張冠李戴、早晚不分、真僞不辨等問題。
工作坊歷時3天, 由6位海內外道教研究學者主講的8場高質量學術講座和1場綜合討論構成, 對上清派、靈寶派、天師道的經典、儀式和歷史進行了深入討論, 並在早期道教經典研究方法、視角上形成了新的共識。工作坊取得了圓滿成功, 柏夷教授會後專門發郵件對此予以高度評價:“它一定爲將來學術活動樹立非常完善的榜樣, 也給參與者留下了深遠的思想影響和難忘的經驗。”
二、“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討論輯錄（詳見附件）
【摘要】2019年4月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舉辦的“早期道教經典研究”工作坊是一次頗有創意的學術活動。工作坊以系列前沿學術講座的方式進行，講座由國際道教研究權威學者、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教授領銜主講三場，並由國內該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王家葵、周作明、王皓月、孫齊、呂鵬志等各主講一場，最後圍繞道教經典研究方法展開綜合討論。系列講座不僅內容精彩紛呈，提問和討論環節也十分活躍。本文輯錄八場講座的內容提要和問答討論，討論的焦點是如何校勘復原道書文獻，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早期佛道關係及道教的歷史、教團和儀式。主講人一致强調要采用文獻學的方法，同時也主張吸取借鑒文學、叙事學、社會學、宗教學、考古學和歷史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
【關鍵詞】道教經典 佛道關係 真誥 登真隱訣 古靈寶經
Abstract: In April 2019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took a creative initiative in organizing a workshop on the study of early Daoist scriptures. This workshop consisted of a series of ground-breaking academic talks. Professor Stephen R. Bokenkamp of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 of Daoist studies, gave three talks and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The Chinese specialists, including Wang Jiakui, Zhou Zuoming, Wang Haoyue, Sun Qi and Lü Pengzhi each gave one talk. The workshop ended with a general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Daoist scriptures. Not only were the talks brilliant, but also the Q&A sessions were animated and lively. This article is a record of all eight talk summaries and discussions. Focused on textua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Daoist texts, these discussions took a new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at Daoist history, communities and rituals. All the participant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hilology, while accepting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such as those of literature, narratology, sociology, religion, archaeology, and histography.
Key Words: Daoist scriptures;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Daoism; Zhengao (Declarations of the Perfected); Dengzhen yinjue (Concealed Instructions on Ascending to Perfection); ancient Lingbao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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