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聽施舟人先生授課紀念
呂鵬志/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驚悉西方道教研究權威施舟人教授仙逝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不勝悲痛。回想起我2002年初次留學法國，有幸聆聽施先生榮休前最後一個學年講授道教與中國宗教課程，受益頗多。其間曾蒙施先生開車帶我到他的荷蘭家鄉遊玩幾日，得以有機會討教許多具體問題。為了學習和了解施先生的成果和方法，我在法國高等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複印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未刊會議論文。還複印了《高等研究學院年鑑》（Annuaires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所載1972-2002三十年間施先生所有課程紀要，經常翻閱，後來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和西南交通大學開設了一系列道教課程，就部分得益於施先生的啟發。
2001－2002學年施先生為高等研究學院開設兩門課程，一門是“從韋伯、高延迄今中國研究的宗教社會學”（“La sociologie religieuse de la Chine, de Weber et de Groot à nos jours”），非漢學專業的學生也可以旁聽。另一門是“《正一法文》與第一個道教教會”（“Le Zhengyi fawen et la première église taoïste”），要求聽課者古漢語基礎較好。兩門課程都是半個月一次，集中在週四同一天進行，但上課地點不同，分別安排在巴黎北部的“宗教社會學和世俗化研究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與高等研究學院聯合研究組）和巴黎東部的“亞洲之家”（法國遠東學院總部所在地）。施先生上課非常辛苦，因為他平時住在荷蘭家鄉，上課那天必須早晨四、五點就起牀，從家鄉乘高鐵趕到巴黎上課。上午從11時講到午間13時，中午簡單午餐後就匆匆趕去講下午的課，從15時一直講到17時。
第一門課講西方學者如何用宗教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宗教，課堂上分發的參考資料是弗里德曼（M. Freedman）為葛蘭言《中國人的宗教》英譯本（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寫的導論，此書被弗里德曼視為凃爾幹一系（Durkheimian）社會學的重要著作。施先生不是照本宣科，完全撂開書本講授，不急不慢，娓娓道來。他要講的知識太多了，這門課基本上是“一言堂”，並不安排討論發言。聽眾頗多，老中青都有，大家都聽得很專心，表現出非常享受的神態。施先生講話風趣幽默，時不時就看到聽眾被逗笑。我法語聽力不好，好多笑話都沒聽懂，聽講理論更是騰雲駕霧，但也有不少收穫。一是切身感受到施先生學問淵博，教學有方，對後輩學人影響巨大。我親眼得見，課堂上認真聽講且聽到精彩處會心微笑的同輩學友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宗樹人（David A. Palmer）、汲喆後來都成長為中國宗教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三位都特別擅長運用宗教社會學的方法。二是初步認識到宗教與社會關係密切，宗教社會學的觀念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被視為東方神秘主義的道教。我注意到，施先生綜括論述道教的名著《道體論》（Le corps taoïste，直譯為“道教的身體”）有一個副標題“人的身體，社會的身體”（Corps physique, corps sociale，或譯為“肉身，社會之身”，與晉代高道葛洪《抱朴子內篇》所謂“一人之身，一國之象”的說法相似），可能正是施先生從宗教社會學角度對道教實質的精闢概括。此書也讓我逐漸懂得，道教儀式是形象地反映中國人與自然（宇宙）、社會之關係的“活化石”，值得花大力氣去研究。我當年很快決定半路出家鉆研道教儀式，最近還在負責籌備“道教儀式與中國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可以說與施先生的影響不無關係。
第二門課講早期天師道的信仰、實踐和儀式，課堂上分發的閱讀材料主要是天師道經典《赤松子章曆》。施先生總是先講一些有關天師道的知識點，然後指導大家讀《赤松子章曆》中的相關段落。這些知識點主要來自他頭一年在《高等研究學院年鑑》發表的法文論文《道教的清約》（“Le pacte de pureté du taoïsme”），此文也由施先生本人於當年譯成中文，刊載於中華書局出版的《法國漢學》第七輯“宗教史專號”。令我感受特別新奇的是，他用“土洋結合”的方法指導大家閱讀道經。他先用普通話一字一句唸完一段文字，抑揚頓挫，頗注意字音和停頓，像是在口頭標點，然後用法語逐字逐句翻譯和講解。可能為了提高聽課人員的注意力或測試各位是否讀懂，施先生凡讀到疑難詞句（如天師道章文末尾的“以聞”二字）總喜歡問是什麼意思，而且經常點名提問。可能因為天師道經典辭約旨隱，很不好懂，通常是無人應答，被點名者都是搖頭。但輪到我，則十有八九能夠正確回答。一則因為我留學法國之前完整抄錄了五十多部漢唐天師道經典，對天師道經典非常熟悉；二則因為我翻譯過天師道專家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的英文論文《天師道上章科儀——〈赤松子章曆〉和〈元辰章醮立成儀〉研究》，對《赤松子章曆》也很瞭解；三則因為手持道經原文聽施先生用法語翻譯，像看有字幕的法語電影，基本都聽懂了。施先生很滿意我的回答，在課堂上表揚我“全知道”，令我深受鼓舞。聽了施先生的授課，我對天師道的理解更加深入，後來發表了十多篇考論天師道儀式或相關道教儀式的論文，每篇2－9萬多字。施先生這門課不只惠澤我的研究，也影響了我的教學。我在西南交大也採用“土洋結合”的辦法，要求哲學所研究中國宗教與中國哲學的研究生選修或旁聽中文系開設的古典文獻學課程，訓練研究生點校、註釋和翻譯古代道書的能力，同時要求他們參閱相關外文譯註或論著，促使他們真正讀懂並透徹理解原始文獻。我上課經常要求預習的同學朗讀幻燈片上引用的古書原文，請他們解釋或白話翻譯其中的疑難詞句。新冠疫情期間，我聯合校內外專家學者共同開設了“道教儀式”“中國宗教文獻”兩門網課，並嘗試在網課中推行我的教學方法。兩門網課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迄今海內外參與兩門網課的聽眾已近八百人次，反響熱烈。只有我心裡知道，這是施先生言傳身教的遺響。
竊以為，我們這一代道教學人，幾乎無不受惠於施舟人教授的博大學問。我個人並代表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全體同仁在此表達深切悼念，願施先生流芳百世，永活在我們的懷念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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