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勳燎，重慶江津人，1934年生。1953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1957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已故著名考古學馮漢驥教授助教，從事考古學教學和科研工作，1978年晉升講師，1980年晉升副教授，1986年晉升教授，1995年起擔任考古學博士生導師，2000年退休。1993年被批准爲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曾講授《考古學通論》《魏晉至明上考古》《中國考古學史》《考古目錄學》等本科生課程，以及《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方法論》《考古文獻選讀》《道教考古概論》等研究生課程。參加過長江上游（忠縣至雲陽段）、四川廣漢三星堆、邛崍、樂山等地古遺址、墓葬的調查，以及重慶巫山大溪遺址、四川涼山昭覺石板墓的發掘。

張勳燎教授對從先秦到明清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禮樂器、宗教用品、度量衡器、銅鏡、錢幣、簡牘、寫紙、農作物等遺物，以及石刻、壁畫、墓葬、倉窖、水利工程等遺跡進行研究，先後在《考古》《文物》《中國史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南方民族考古》等期刊發表了大量具有創見的論文。如《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與蜀人、僚人的關係》（《南方民族考古》第1輯，1987年），從考古學和文獻記載的民族學、民俗學、地名學、語言學等多方面的材料，提出巴人的“巴”字義為魚，“魚鳧”、“魚涪”、“魚復”即捕魚的魚鷹，巴族發源於湖北清江流域，後來向南向北遷移，一支溯長江北上經岷江進入成都平原與蜀人相融合的歷史。《李冰鑿離堆的位置和寶瓶口形成的年代新探》一文（《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根據多方面的證據，提出李冰當年創修的都江堰渠首在今魚咀上游約千米處，現在的離堆寶瓶口渠首工程遺跡，是在公元910年大洪水中“大堰移數百丈”基礎上加工形成的新堰。《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216號唐墓壁畫考釋》一文（《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4期）根據40多種古文獻材料，對新疆一盛唐墓中多幅壁畫的內容、性質，含義，所表現的不同哲學思想流派之間的特點，以及所反映的西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漢族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是聯繫文獻記載解讀考古材料，通過考古研究透物見人、透物見史的經典之作。《古文獻論叢》一書，對先泰兩漢“七”“十”二字和武周時期的“新字”字形變化和歷史原因，對敦煌出土唐代奴隸、馬匹買賣價目寫紙時代、性質意義等都有深入細緻的研究，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日本學者池田溫稱其研究“方面甚廣，令人讚歎”，許多研究結論“令人信服，十分精當”。

20世紀80年代末，在學界率先提出“道教考古”的概念，長期致力於“道教考古學”的研究，是“道教考古”的開創者。2002年與白彬合著的《中國道教考古》一書，運用道教學專門知識，結合道書文獻記載，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發表的漢代至明近兩千年的文物考古材料進行系統清理，從中鑒別出東漢至明代與道教活動有關的造像、石刻、銅鏡、印章、藥物、墓葬、建築、壁畫等，就道教的起源、發展、流派、佛道關係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如《東漢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師道的起源》一文，針對道教是在東漢順帝時發源于四川的傳統觀點，根據地下出土以東漢墓葬為主的有關實物材料和道書文獻記載，提出最早的天師道係東漢帝之時形成於以洛陽、西安為中心的北方中原地區，然後向周邊地區傳播，張陵的五斗米道是其中一支西南傳入蜀中發展的結果的新說。《江蘇、陝西、河南、川西南朝唐宋墓出土鎮墓文石刻之研究》一文，結合道書文獻記載弄清了大量考古發現有關材料的性質、名稱、用途、意義，判定其分屬靈寶、上清兩派三大經系五種不同類型的材料，並由兩派的融合產生了不見文獻記載的“太上真元大道”新道派，也是全新的觀點。該書被認為是“道教考古”新的宗教考古分支學科的奠基之作。

其治學特點是，力主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組成部分，歷史時期考古綜合研究必須和古文獻材料緊密結合，廣泛運用歷史學、金石學、宗教學、古文字學、古漢語、民族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知識，縱橫貫通，將考古材料放在發展源流過程中，擺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進行綜合考察，揭示出它所包含的歷史信息，提出創新觀點，從理論、研究方法、知識結構到實踐成果，有自已的學術體系。

曾出版《古文獻論叢》（巴蜀書社，1990年）、《中國道教考古》（線裝書局，2006年）、《中國歷史考古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主編《川大史學·馮漢驥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川大史學·馮漢驥英文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15年）、《馮漢驥全集》（巴蜀書社，2020年）、《中國考古文獻學》（科學出版社2020年）。